的命运。
保君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东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属于东莞，他觉得把养老金存在这里，心里特别不踏实。“以后要办理转移，又得一笔路费”，再说，“政府一个字把你卡死了，以前连办个暂住证都很困难，他们三番两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后罚钱。”
“中国的社保像是在抢劫”，保君的不信任感源自日积月累的制度剥夺。2002年以前，广东地区的外来工如果中断缴纳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基金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在这之后，广东开始办理外来工退保业务。如果终止劳动合同，他们能拿回个人缴纳的那一部分。学者刘开明推算，2002年到2008年间，广东从退保外来工收取的养老保险金至少有300亿以上。直到2010年，他们才能转移社会保险关系，而不能退个人所缴金额。
休息的时候，保君偶尔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远消费不起，只是看着别人消费，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装，“也有个人样”。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几眼，他害怕遇到服务员盯着他的眼神。
闲暇时光，他大多在老乡范大叔家里打牌，或是看看电视。可是电视越来越不顺眼，他觉得“新闻联播完全不可信，都是假新闻”。
近几年来，保君开始上网了，他看到国外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羡慕不已，“自己工厂的工会，最多组织大家去看电影。”
“外国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买房开车，在中国，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还是那个命。”
他指了指身边 80岁的范大爷。范大爷耳背，没有任何的保障，靠着57岁的儿子赡养。儿子范大叔进东莞10年来，每天都在城中村穿街走巷，靠拾荒收废品为生。范大爷呆坐在小凳子上，烤着炭炉度过漫长的冬天。保君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在这个城市的未来。“东莞只是一个站台”，他想回去了。
“炒掉东莞，炒掉老板”，他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乡
如果说，广西老家的山水，仍为保君留一条退路；那么，对于22岁的孙平来说，广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远驻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今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他在小卖部里和母亲吵了起来。过去10年，他的父亲在工厂做保安，母亲是清洁工，辛苦攒了3万块，回家打个地基就没了。她希望儿子安心打工，完成全家建房子的心愿。“谁想回去住！”张柱厌烦母亲的牢骚，他希望母亲把钱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