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也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比起10年前， 生活变得更糟糕。她的工资从未超过两千块，底薪最高的一个月，加班100小时，最终也只能拿到1949块。物价却一路飞涨：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10年间，物价总上涨为25.37%。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最近一年，中国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工荒。她就想，现在工厂都缺工人，也许还会有机会呢？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人，变成机器人
和老乡吕莲娟一样，30岁的保君在东莞打工10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是家里的支柱，每月挣到手的一千多块钱，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还要养活老婆及女儿。
“工资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城市越来越繁华，可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他10年来最大的感受。3000多个日夜里，他有一半的时间，面对同样的流水线，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有时他抬头望望周围，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再望望那些轰隆隆的大机器，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
许多次，他想逃出工厂，去创业，可最终总是以平息冲动、镇压欲望收场。要是失去了几年来的省吃俭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积蓄，一家便沦为赤贫。
最近几年，这种欲望越来越淡，有时刚泛起一点小涟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后来就几乎不再出现了。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我所有的青春，让我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10年来，如同所有的工厂工人，他要日夜轮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难受最孤寂的时候，他想象女儿的模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女儿是他惟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养大，不再让她出来打工，重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