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表《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块钱，外来工月薪在600左右，长三角地区略高。工资不仅超低，需要以加班来获取，还常被拖欠。政府工程是拖欠工人工资的最大祸首，仅2001年各级政府拖欠的工程款就高达660.75亿元。中华全国总工会数据显示，到2003年，全国各行业共拖欠农民工工资1000亿元。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直至“民工荒”的那年春天，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之后，政府才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
次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此后几年，工资缓慢提升着，直到2008年，新劳动法出台，底薪才被提到815块钱。这一年施行的《就业促进法》规定，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农民工的平等就业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同年，国务院加设新的办事机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专责处理农民工事务。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之后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2009年，患肺尘病的河南工人张海超在维权无门后，只能跑到医院，“开胸验肺”，才最终引起关注，获得赔偿。职业病顽固的维权之门，因为一个农民工的悲怆之举，才艰难地得以开启。
无力消费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下敦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