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敦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1998年以后，幸免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承接起产业的转移。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基地大量向中国转移。这一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白皮书，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敞开了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召唤着贫困的失地农民。2000年，像吕莲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1.2亿人。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敦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上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一些孩子躲在窗帘后，他们连同窗帘一起扯下来。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尽管早在2001年，有关部委便联合发出通知，规定2002年3月1日，取消暂住费等不合理收费，然而，撼动限制着农民工流动自由的制度沉疴，则要等到两年之后，一名大学生的悲惨死亡。
2003年3月17日晚，这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曝光后，民众愤怒声讨，3名博士、5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收容遣送办法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6月，实行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国务院废除。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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