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价格分成两边，一边是生产者的价格，一边是消费者的价格，可以看出过去消费者价格并没有增长很快，因为人们收入低，所以购买力不强。某种意义上，生产一方和消费一方在抵消。但最近一年出现了新的情况，比如劳动力工资的上涨等，这种要求在过去是被压制的。现在允许一定程度的工资上扬，所以工资增加的速度特别快。但现在农民工的工资以30%的速度上扬，和以往农民工的工资被压抑一样，都不是市场的结果。
最近发生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过去压抑通货膨胀的这方面的力量，过去是负的，现在是正的。我是这样的解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压抑了通货膨胀。你看上世纪90年代，不光没有通货膨胀，而且消费者价格指数是负的。而农民的收入也没有怎么增长。“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这种现实下的被动选择结果，因为国内的消费太弱。
《新周刊》：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经济稳定对中国而言可能更重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你认为哪些经济政策能缓解类似通胀等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
黄亚生：央行出台了各种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没有很强的动作，只是一些轻微的加息等等。这里面有政治的考量。一方面是必须考虑地方政府和国企，因为它们都是投资的主力，如果收紧资金，会增加它们的融资成本，影响GDP。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对社会的伤害。这其实是一个两难困境。但真正有用的措施，必须是要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因素。
通货膨胀会使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
《新周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过好几波通胀，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中晚期、90年代初期和最近这一轮，在你看来，前两波通胀的成因和这一轮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上世纪80年代的通胀，其实和今天有很大不同，甚至不能称为通货膨胀。那时候是转轨期，因为价格改革，物价一下子就涨上去，今天则是一点一点往上走。
《新周刊》：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面对通货膨胀的威胁时能做什么？
黄亚生：这真的很难说。80年代人们可以囤积那些商品，今天可以囤积什么？好像只有房子了。
《新周刊》：现在能够预想得到的后果是什么？
黄亚生：通货膨胀会使人们对银行失去信任，出现挤兑的问题。今天情况和80年代不太一样，那时候人们收入的增速是比GDP更高的，这意味着政府让利给老百姓，但今天情况是刚好相反的，GDP、政府财政收入和国企的收入增速都很快，在银行的储蓄当中，企业和政府储蓄占了绝大多数，家庭的储蓄反倒很少。现在很多人仍然在看好中国经济，但数据能说明问题。前几年，流入中国的钱比流出中国的钱多，但现在也反了过来。
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时候，有人说是外资撤出，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外资也是看到这些国家的富人转移资本之后才这么干的。
《新周刊》：通货膨胀对中国的出口有什么影响？
黄亚生：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中国的通货膨胀影响成本，劳动成本上升，材料成本上升，必然要反映到产品的价格方面。如果中国出口情况不好，那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外国人希望你升值，但你自己是希望贬值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外国人之所以觉得你还要升值，是因为中国出口外贸的竞争力非常强，虽然盈余在缩小。对他们来说，你还是盈余，他还是需要你升值的，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提高出口竞争力是要贬值的啊。那个时候就非常尴尬了。现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问题在于一个要升值，一个不升。如果以后真变成一个要升值，另一个要贬值，那就更加尖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