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市民代表似乎都是那20%掌握了80%社会财富的高端人士，而非你我身边平凡的升斗小民。或许正因为平凡，所以被遗忘。
贵中国当然不是这个国家应有的面目，它是中国在强国进程中遇到的一个坎坷。这个因物价而焦虑的时代称不上坏，只是让人不安。有安方能乐，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皆因它能尊重并实现每个公民渺小而又简单的愿望。中国人在2011年的愿望很朴素，不奢求创业和彩票致富，只求凭工作所得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或者，至少让他看到这种可能性——面对普通的生活，他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奥运让世界欢腾，亚运让近邻赞叹，中国的毅力、韧力、执行力、创造力不应该只在举世盛会的时候才呈现出来。
普通人如何应对通胀？
黄亚生 除了房子，没什么可囤积的
黄亚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其著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曾获评《经济学人》年度书籍。
今天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不太一样，那时候人们收入的增速比GDP增速更快，这意味着政府让利给老百姓，但今天情况是刚好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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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是一个政治问题
《新周刊》：横向来看，现在金砖四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通胀的危险，对于发展中的国家而言，通胀是普遍现象还是特殊现象？
黄亚生：通胀分几种，一种叫温和型通胀，一种叫高通货膨胀。温和型通胀在很多国家出现过，韩国有，现在的印度也有，没有太多反常的地方，高通货膨胀就是另外一回事。通货膨胀考虑的，其实不是价格本身的高度，而是它增长的速度。像拉美在80年代碰到的情况就是通货膨胀控制不住了，并不是价格有多高，而是价格上扬的速度非常快。通货膨胀一般来说，每年增长3%、4%左右，都是可以控制的。而增长15%，甚至20%以上就是高通货膨胀，它们甚至能发展到100%，200%，1000%甚至10000%。
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是政治上的问题。比如印度不是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但它整个社会的价格都很明晰，政策响应速度比较快。印度人对收入增长和通货膨胀的预期比较协调，所以不会造成政治问题。中国最近是3%，这种程度上，老百姓就接受不了了，这说明老百姓的预期不是很乐观。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新周刊》：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国定量宽松政策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资本流入是这一轮通胀的主要成因，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不太认同中国此轮通货膨胀是“输入型通胀”的看法，通货膨胀有一个重要的途径是从其他途径进口资金，资本账户也不会100%天衣无缝。但中国资本账户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因为它可以进行严格的资本管控措施。像过去90年代，东南亚确实出现过问题，就是日本经济衰退，造成资金留到东南亚，那是日本资本账户的自由度比中国高。中国情况和日本不同，所以我觉得肯定有输入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要因素。
中国式的资本通胀
《新周刊》：你以前写文章谈过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东西，可否简要谈谈，“注重投资出口却不注重居民消费”的中国模式和这一轮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
黄亚生：老百姓收入增长不快，实际是过去十多年中国通货膨胀没有变得很严重的原因。
中国通货膨胀是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比如煤、钢铁这些东西，价格增长非常快，这使煤老板收入增长特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