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一位只身来到广州打工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非法扣押并非正常死亡。孙志刚以个体公民的牺牲，换来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这是一起惨痛的事件，但孙志刚的血没有白流，毕竟这一事件推进了中国法治的进程，似乎可以令人告慰。
然而，在今天，那些“后死者”，那些“孙志刚们”---刘志刚、王志刚，却再次遇到了孙志刚一样的难题。来自中国日报网4月11日的消息说，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而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就是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具体包括流入我市、有刑事犯罪前科，长期滞留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的人员；没有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特别是经常昼伏夜出，有群众举报，具有现实威胁的人员。
我不知道，官方洋洋得意的成绩报告中，是用什么法律来撑起他们的底气的。或者他们根本就像某官员所说，“不要用法律来当作挡箭牌”，根本不需要法律。《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了，似乎没有那部法律授权地方政府可以大规模地驱逐非本地人。当然，有刑事犯罪前科、吸毒成瘾的，靠非法收入维持生计的人员（如操纵儿童乞讨、扒窃人员），对社会治安的确有潜在危害。不过，对于这些人，该强制戒毒的强制戒毒、该治安处罚的治安处罚，该劳动教养的劳动教养，如果他们的行为根本就不构成任何治安与刑事处罚，你总不能首先进行“有罪推定”，事先就认定他们就是“违法犯罪人”，一驱了之？何况，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又由什么程程序来认定，该由谁来认定？仅仅是由警方甚至某辖区的片区警察来认定，他会不会将那些批评、监督政府者，那些上访者，都统统视为“治安高危人员”一驱了之呢？
这可苦了“孙志刚们”，因为他们也会不适时宜地在大运会来到深圳，他们可能一时找不到工作，不得不蜗居于出租屋，可能疑似“长期滞留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的人员”;或者，他们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网络工作者这些自由职业者，可能“生活规律异常”，还可能“是经常昼伏夜出”。那么，他们也将于作为“治安高危人员”，将被驱逐出深圳，成为“丧家之犬”。在没有《收容遣送办法》的年代，“孙志刚们”却要被当作“治安高危人员”被收容遣送，孙志刚的血那真是白流了。
可是，我知道，深圳不是深圳人的深圳，不是那些光鲜体面、“有正当职业”人的深圳，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是无数的公民，用自己勤劳的汗水，用自己的努力与智慧建设的。深圳的成就有赖于全国的人口的大流动，有赖于三教九流作出的贡献。同样，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北京人的北京，没有法律依据，公权力无权将公民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中驱逐出去。
深圳发生的这起驱逐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的事件，清醒地告诉我们，一是“法治政府”建设不是挂在嘴边，不是看政府提出了什么口号，而是在于，政府在行使公权力时是否真正依法进行，特别是他们对于社会上的边缘人员时，是不是也格守法律;其二，《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并不能完全保障公民的迁徙权利，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内自由地进行迁徙，必须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烙在每个官员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