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会对其是否低于成本的认定，将由于经验、水平的差异出现莫衷一是的局面，此其一；由于评标专家的职业道德的差异，对不同企业的同类工程报价，其评价标准可能发生变化，出现“此一时、彼一时”的现象，此其二；不同的评标专家，对类似工程报价由于“见仁见智”的缘故，可能作出迥然不同的决定，此其三；由于评标委员会掌握着低价能否中标的权力，这就增加了一个寻租的机会，使投标人预先“勾兑”潜在的评标专家和评委。于是我们招投标的公平、公正性便会大打折扣，受到责难和非议。
从理论上说，对低于成本的界定还面临“撘便车”的问题。评委评标是有成本的，招标人对评委的工作肯定会支付报酬，但是，对评委支付的报酬不是以他的工作质量为标准的，即：无论评委的水平如何，也无论他的评价是否正确，他都将获得与其他评委一样的报酬，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评价最正确而增加报酬。因此，评委在确定某一报价是否低于成本时，会采取“撘便车”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附合招标人意见。而我们只能期待“道德责任感”来保证评委说真话，（但不能保证其真话的正确性），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为维持招标投标的公平和公正，也许我们可以采取提高评标专家的水平、职业道德，以及在更大范围内随机抽取评标专家的措施。但是，在众多的小城市和县城，高水平、高素养的专家屈指可数，而提高评标专家水平、职业道德的成本却相当大，因为我们不能仅仅指望通过培训便能迅速提高其业务水平和道德责任感。事实上我们必须为此而建立一种机制，一种选择合格专家和约束专家行为的监督机制。如果我们一律从外地抽取专家，那么其招标成本必将大幅度增加，对于规模较小或者一般的工程，显然将由于招标成本与工程造价不相称而难以实施。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解决“见仁见智”、多重标准和随意性问题，一言以蔽之，“企业自证，评委认定”的方式，无法为界定低于成本报价提供客观的评价标准。
假如我们因为现实的原因难以有效实施上述措施，也没有其他更为合理的界定方法，那么由于工程价格趋于成本的必然性，这就注定了我们――工程招投标监督部门，以及评标委员会，将不得不最终放弃严格界定低于成本报价这道防线，让不合理的低价泛滥，从而损害我们的市场和事业。
2、思维定势的转变
有的专家提供了以历史成本来考查投标报价的方法，即以投标人上年度的销售利润率来判断其报价是否低于成本：当投标人的降价幅度高于其上年度销售利润率时，便意味着该投标报价低于了成本。这样实施是否可行，有待实践检验，但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然而这个办法的不合理之处恰恰在于“以历史成本考查现实报价”，当一个企业年度销售利润率明确后，该企业下一年度的投标报价下浮率的下限也便确定了，否则便只能制造虚假的工程预算（计划）价格和让利幅度。此外，财务资料真实性的确认权向其他部门的转移，无异乎评标委员会的扩展，增加了新的寻租契机。
上述办法，以及“企业自证，评委认定”的办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我们的着眼点在于考查投标人提供的证据，是以“证据”为核心、围绕“证据”所进行的判断。据了解，国际上处理是否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进行倾销的商务案件，的确是以证据为核心的，但所涉及的案件大多具有相当的影响，其标的物数额巨大，处理的程序繁复，并不适用于大量的日常招投标活动。民法在处理民事案件时，对法律事实的确认，是以当事人双方的一致认同为准；对一些难辩真伪或者专业技术方面的事实，则需要司法鉴定。而我们对是否低于成本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相当于由评标委员会承担司法鉴定的职责，然后再由招标人行使“认同”或“否定”的职责。难怪我们陷于被动之中。
我们能否转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呢？能否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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