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年的英国，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后来进入到设计行业，目的是要打破大师和大事务所的垄断，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刚出道的年轻建筑师提供机会。颇有些象现今社会中的最时髦的海选行为，充满了草根情节,让所有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都可以拥有一夜成名的幻想。
但中国式招投标制度却具有很强的伪草根性：表面上看每个建筑师个体可以通过不断地在一个个项目上的竞标成功达到事业上的成就乃至成为大师，然而前面的分析让我们发现在投标的具体操作中建筑师毫无话语权可言，为了中选甚至要揣摩业主的意图和评委的好恶，最终中选实施的方案其实也只是权力之下业主和评委个人判断标准的表达，即权贵意识的表达，哪里来的什么草根性。在90年代以前没有投标，到处都是委托任务的时代，中国的建筑师还不太会说话；现在会说话了，因为项目全是投标，却发现失去了话语权。历史给苦涩的中国建筑师幽了一默。
对于中国式招投标的投降与逃脱
面对日益流氓化的中国式招投标，建筑师的思想弱势地位也日益显著：设计任务的有限性和生存的必需性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投降，即放弃自身的独立性思考，放下批判的立场，转而选择了迎合，而这种迎合还不仅是蓄意与权利方的趋同，更有患得患失心态滋养下的揣摩和献媚。
在大部分人用投降来换取生存的同时，也有极小一部分人选择了另外一种状态，逃脱。张永和、王澍、刘家坤、张雷等一批“试验建筑师”通过各种方式对现有的中国式投标制度形成了一次集体性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建筑实践并非通过常规意义上的中国式招投标而赢得设计权（即便是投标也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形式），他们的胜利表现在这些建筑已使他们在中国的建筑师群体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影响力，并为世界范围的建筑界所关注。
但我并不认同给 “试验建筑师”的称谓，如果是试验也应该看作是对现有招投标制度的一种试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逃脱后以一种更自我的姿态来批判被中国式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设计。正是大量由中国式招投标抹杀了批判力和创造力的建筑的存在，才使得“试验建筑师们”一战成名，看看他们那些为世界建筑界所关注具有文化价值影响力的，并拿走了非官方的重要奖项的项目，几乎都非是中国式招投标的产物。这些逃离中国式招投标的建筑，轻松地回归了建筑原本的本性，却被业界匪夷所思地叫做“前卫建筑”。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建筑太“前”了，还是让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太“后”了? 所谓创新哪里是源自什么继承？创新的原动力一定是来自于批判，来自对历史和现有行为惯性的批判！换而言之，创新是批判的结果而非一种目的。
自从出了“试验建筑师”这么一批少数人，吸引了大量眼球，成为境内外媒体的骄子，但是他们的建筑作品在市场中却始终被边缘化——在重要地段，国家重要的投资项目，在公众中有影响力房子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原因是这些重要项目需要进行中国式的招投标。我想这正是质疑是中国式招投标积极性的最有力证据。
非结语的结语
在这个生活方式剧烈变异的时代，所有人都可以对既定的法则提出质疑，甚至可以怀疑建筑到底需不需要什么永恒。但建筑学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自始至终地拓展了自身的物质家园和精神疆界，它的全部内涵远比经济地盖起一座好用结实的房子以及单纯地拒绝常规、创造新视觉要丰富得多。
不仅因为建筑学本身和建筑学所服务的生活是开放、积极的，在这多元文化和多重向度审美共存的世界中，建筑学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责无旁贷地要求中国自己的建筑师，使文明的光焰在每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增长，塑造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
“创造力是立国之本”已绝非粗浅的政治口号。而现在，流氓语境下的中国式招投标正在扼杀着中国建筑界的创造力。
“前些日子有记者问法国总理，社会党总理 ‘你觉得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他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价值观可以输出’”。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王朔访谈录中的一段，虽然一直找不到考证，但后来觉得也不需要考证，因为金钱确实托不住一个民族的尊严——我们当前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观可以输出。
这就是本篇不是结语的结语……
参考书目：
·《香港建筑师奖评选随笔》设计与研究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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