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丁教授的说法，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教授并不认同。他在一次公开讲演中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通常都会面临软和硬的双重制约，但问题在于“究竟何种制约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更大障碍”。他援引世界银行2005年度调查结果说明，在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制约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术和金融体制等软性因素，恰好是人们通常都认为并不重要的基础设施。
“道理很简单：基础设施是刚性的，并且是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但是技术却可以引进，制度则可以借鉴，它们都可以借助由‘干中学’而产生的学习效应来加以改进或改革。而这正是软性制约因素要比印度更多的中国为何会比印度发展得更快的原因所在。”他解释说。
同时，他还批驳了从事国际软件业外包生产的印度要比从事大规模制造的中国更有发展潜力的说法。他的理由是，中印都处于国际分工的底端，区别在于“中国处在国际制造业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则处在国际软件业分工的底端”；并且，中国制造由于较长的产业链和更大的产业溢出效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经济增长”。
不过，他也坦言出现中印经济差别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和印度都在不同的时间进行了各自的改革开放，采取的却是不同的对外开放模式。中国主要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而印度则采取了对外投资与自由贸易的方式。
如前所述，印度的经济改革发生在1991年。1991年之前，印度处于“尼赫鲁混合经济模式时期”，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峰君的图式描述，则是“尼赫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营企业、消除贫困）+混合经济体制+土地改革、绿色革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1980年初，印度开始经济转型，真正大刀阔斧是在1991年，向东亚政府主导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转型。
当时的总理拉奥采取了实质性的改革，包括取消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制度；修改垄断法，缩小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并引进自由竞争机制；加大对外开放，将内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经济；调整外贸政策，促进印度经济国际化等。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唐鹏琪副研究员认为，印度找到了焕然一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也是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除了中国经济增长靠工业、印度靠服务业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到印度经济增长不是靠高投资和大量吸引外资。“印度吸收的外资几乎只是我国的1/10，印度的国内投资也低于我国，可印度的经济增长却几乎赶上我国。我们不得不思索，印度的经济增长是不是更‘经济’？”她说。
唐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是，高投资和制造业维持的高经济增长会积累严重的结构问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为推动经济新一轮增长，忽略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投资和生产大量过剩。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主推动力是外延投入增加，导致一场“成长性的衰退”和“泡沫经济”。而目前，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外贸三驾马车中，中国对外资依赖度越来越大，这应该引起警惕。
“中国目前尚无须担心印度的追赶，谁忽略了风险，谁才是最危险的。”分析人士张运成认为，中国有三个方面需要引起警惕：印度主要依靠内资拉动经济，中国已开始形成对外资的“路径依赖”；印度自由化的经济改革目标己经实现，经济体系健康，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度仍然限制很多，政府的“影子”随处可见；中国是“引资”大国，印度依靠印度人逐步成为全球性的科技强国。
龙象赛跑，谁先到达终点
中印经贸，注定在摩擦与合作中前行。围绕龙象赛跑的争论，暂时仍未能划上休止符。悲观派担忧“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赶上中国”，乐观派则反驳，“印度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周期，但这并不表示它能迅速超过中国，如果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十年内中印差距还会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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