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37岁的我被委任为NASA天体物理部的主任，这是怎么回事？1982年秋天，我在哈佛商学院学习。在此期间，曾多次超支的哈勃望远镜又超支了，出现这种情况，组织一般都会责怪当时的负责人，然后罢免他们，把钱交给一无所知的新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位新人。进入1983年的秋季后，哈勃的紧张气氛渐渐消失，我也能够将精力转向天体物理项目群中的其他项目上。这个部门管理着大约20个飞行（任务或仪器）项目，每年的费用大约为4亿美元。
当我上任的消息传出后，太空天文学家结伴而来，为“他们”的任务进行据理力争。这些来访者几乎一致不满意于现行项目群的运行方式，所有抗议者都将其他任务看作是一个零和预算游戏中与他们的任务相竞争的对手。这使我倍受打击，在这种环境下我什么也干不了。另外，任何任务也替代不了其他任务的需求，因此，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事实上，每个新任务都会引出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巩固其互补性任务的地位。我在想，“我如何能将每个人都拉到一起，执行一个联合项目群呢？”
对我来说，排在首位的新上马项目应该是CHANDRA X射线观察台，它在技术准备方面是最成熟的，最后一个高分辨率的X射线任务—爱因斯坦任务—1978年就在空中飞行了！但是，这群天文学家（更不用说NASA这个机构）似乎不愿意全力支持CHANDRA（或任何其他任务）。
那个时候，我们通常使用彩图来介绍、推销我们的项目群。NASA高层管理会议室有三倍后屏幕投影仪，精心制作的陈述可以将观众弄得眼花缭乱。我搜遍了彩图库，试图寻找一些能够为在一个广阔、联合的项目群环境中支持CHANDRA而提供帮助的图片，结果我一无所获。我如何才能说服这群人，让他们知道，支持所有任务即是完成他们自己任务的最好方法呢？
我让员工们为我献计献策，戴夫·吉尔曼推荐我参考马丁·哈威特写的《宇宙探索》（Cosmic Discovery）一书。这本书确实给了我想要的东西：一种计算我们项目群探索潜能的方法，和一个有关天文学的重大难题的列表。以下是哈威特提到的一些问题：
·宇宙中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90%物质是什么？
·什么是伽马射线大爆炸？它们如何能在1秒钟内释放相当于1 000年太阳能的能量？
·恒星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为何如此明亮？
·星星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现在我有了思路，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有关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多个任务的陈述，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进行陈述，才不至于吓着那些不懂技术但他们的支持又至关重要的人呢？什么是最不吓人的描绘这个概念的方式呢？我突然来了灵感，我们需要一本太空天体物理学卡通书！
我将我的副手，乔治·牛顿叫到我的办公室。“乔治”，我说，“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忙于解决哈勃问题，以至于没时间关注项目群中的其他项目。我知道我让你做过一些疯狂的事情；喔，今天又是如此。请找科研部要我们项目群中最顶尖理论家的名单，然后，召集其中的约10位，让他们在哥达德航天中心开一天会。”
“好的，但是我告诉他们议程是什么呢？”
我笑了笑说，“乔治，你告诉他们，我们要创作有关太空天体物理学的彩色图书。”
“你在开玩笑。”他说。
“不，我非常认真，你告诉他们，天体物理部的主任邀请他们创作有关太空天体物理学的彩色图书。如果任何人拒绝，我会私下找他们谈。”
大约一星期后，乔治满脸惊奇的样子来到我的办公室，他说，“真难以置信，他们都会来。”
事情进行得出奇顺利，经过一上午的讨论后，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中的有些人就开始把纸铺在地板上，用蜡笔和魔术标签弯腰画了起来。我们很快就有了一些在技术方面非常准确的卡通画，这些卡通画展示了为什么我们需要通过那些横跨整个电磁波频谱的探测活动，来解决这些天文学重大难题。
我邀请马丁·哈威特与我共同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他后来收集了所有这些卡通画，将它们整理成了一本名为《大观察台》(Great Observatories)的手册。手册讲述了四大观察台（每个观察台涵盖电磁波频谱的一段区域）为何能回答那些有关宇宙的重大难题。瞧！
我们出版了50 000册《大观察台》卡通手册，在整个华盛顿发行。现在那群天文学家和国会能够将这个项目群理解为一个相互配合、密切联系的整体了。最终，国会为大观察台项目群拨款50多亿美元。
经验教训
最好的信息是那种人们容易理解的信息。我们常常喜欢使用那些没人能理解的、复杂的技术术语或看似漂亮的缩略语。尽量以简单并有趣的方式传达信息。
不要关掉你的直觉，不要让你左半脑的逻辑思维或你的右撇子人阻碍你突然而至的灵感。
领导者使用直觉来将数据和经验融合成一个整体，而且融合灵感常常来源于一次“啊哈”（即，意外）经历。融合总是能产生不可预料的结果，因为它引领你超出各部分的简单累加和。
直觉确实依据于主观思考，但是，即使在科学这个最客观的领域中，客观规律也只适用于那些验证想法的方式。而探索方式却大不相同，多数探索基于有根据的推测、不可靠的争论和荒唐的假设

查理·佩尔兰，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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