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杂志有500家，我那个部下说，总编，你说500家我们搞500家，我说第一年评500家的企业，从此改变我的人生。改变人生什么概念呢？那时候我们老讲老人家一句话，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时候经常写文章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知道要成为顶级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个时候北京中青年还是讨论三个，怎么救中国，是科学，是教育，还是实业，其实这也是80年代反复讨论过，还有反复的研究，为什么中国贫穷。当时很有名的书，《丑陋的中国人》，觉得中国是文化的问题，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坚定，就是经济，经济的问题就是10亿人，如果哪一天建立了一个概念“我就要发财”我那个时候这个假设是永远不可能的。我记得很清楚，在86年的一个学术会上，都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就讲中国的民族，讲这些道理，我说都不对，我说哪一天10亿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想发财的时候，中国人一定会成功，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假设是不可能的，所以80年代走过来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我们这批人很有意思，我的同学里面也有在海南创业，最开始我们拍拍肩膀，洪涛，你去创业我在北京支持你。后来人家成功了，一块吃饭我们拿不出钱，觉得矮过人家了。后来都开始创业了，觉得是英雄，要向他学习，就下海了。
我们那个时候一心一意，觉得我们是国家主人，我们就应该推动中国的改革，最后我们来践行做企业，我做企业的最本质，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跨国公司的家数完全成正比例。我88年第一次推出中国500家大企业，我记得很清楚，88年美国世界五百强的销售额的最后一名4亿美金，今天的世界五百强，要进入450亿美金的销售额。当时4亿美金，中国大概五六家，大庆、武钢这种企业能进去，那时候根本没有今天民营企业的概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去年世界五百强出来了，美国120家，我们110了。过去我记得很清楚，美国120家，日本当时是110家，下来就是德国、法国、英国，56家、52家、53家，我记得很清楚，88年那个时候世界格局，今天完全打翻了，今天中国第二了。所以我也借“老友记”谈谈，你是谈现实的想法，我也想想我们当年怎么走过这条路，最后向你靠拢，最后来创业。我一直是把王石：作为我的榜样来学习的。
主持人敬一丹：不管是“84派”还是“92派”一路走到今天，你们当时创业的时候经常想象到“信心”这个词吗？
王石：我来回应一下，一个是回应东升，一个是回应一丹信心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84等于第一代的创业，实际上更早是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
主持人敬一丹：也消失了。
王石：像杭州的，还有一家叫冯根生的。
主持人敬一丹：还有步新生？
王石：步新生晚。第一批来讲，包括穆其宗（音），本身是社会边缘的，比如穆其宗（音）是文革期间判过死刑的，死刑过来之后成为企业家的，这些都是被边缘化的。像联想、像万科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们不是被边缘化的，虽然什么都不了解，但是更多在基层想做一番事业，本来在原来主流当中是身份都不错的，当然和东升他们92比完全两个不同的层面，因为我们那个基本都是在基层，更多想的还不是在国家层面上怎么把握、宏观经济怎么分析，这样没有的。更多我的体会来讲是这样的，我本身原来是在文革到文革后一直在主流里面的，比如上山下乡我当兵去了，当兵回来当了工人，有工农兵学员了，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呢，工农兵学员也是很难的，一直在主流当中，但是有一点，觉得这个社会被压抑，这个社会是压抑你的，不是说你想干什么能选择，完全被社会选择。我体会最大的一点，我觉得改革开放，就是人性的一次大街坊，就是给你一种，你的能力的一种抒发，你能做你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