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更加明显，因为在这里颠覆重于打磨，创新重于管理。
与之相匹配的是更加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伪市场化。什么是伪市场化？很多A股上市公司，已经彻底成为创始人家族的圈钱机器，没有制衡、也没有必要的股东回报，具有皇帝一样的封建性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在宏观制度上营造一个企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制度，不对知识产权负责的态度，那么，中国不太会出现美国式的长期创新环境，中国将会有很多的“富豪”，很少的“企业家”。
有没有第三种模式？或者说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模式、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模式？应该会有，因为未来的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占有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的寡头趋势不可逆转，企业正在变成“超级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条件；但是，资本所有者却往往集中在个体手中，资本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左右政治、舆论、文化的程度，成为一种超级资本主义。这种财富创造、运营层面的社会主义客体与财富分配、所有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是构成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之一，内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正在撕裂这个社会，旧模式很难继续驾驭如此大的张力。
最近，扎克伯格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把个人财富捐出去，重新纳入经济大循环；但是，它也造就了另两种可能，即，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低效、或者更黑箱，暂时没有答案。抑或像张瑞敏自问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注定在未来30年消亡？这是待解的谜题。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建国之后的第3个30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巨大当口，什么才是大浪潮？大浪潮下会有什么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否能普惠于民、是否公平而不损害增量，将最终决定它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决定我们的经济未来。
未来将来，但关于未来的一切，仍然充满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