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整个2014年，都不会再有一部电影可以获得如《归来》一般的关注、期待与争论了。“国师”对于张艺谋绝不只是一个绰号，可以说除了他，中国影坛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将大众知名度与影史地位、艺术成就与商业价值、国际声誉与国家认同集于一身的导演了。
2012年，张艺谋与张伟平分手，在二张时代，他成功完成了商业化转型，但也遭到了资本绑架艺术的批评。一年后，《归来》宣布开机，这部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新片不仅拥有着成熟而广为好评的原著基础，且从甫一宣传就打出了“回归初心，放下功利”的大旗，张艺谋也一再向外界强调“这是一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拍好的电影”。这无疑更加抬高了公众的心理预期和艺术标准。
如今尘埃落定，新娘的盖头终于掀开，公映的110分钟可以看出张艺谋的确是用心了，用心地从原著借了两个人名、捡了几笔情节，然后完成了一个彻底属于自己的作品。即使不与原著相比较，也仍然呈现出单调、破碎、平庸、肤浅的局促之感，难以算得成功。
粗糙的细节与重复的絮叨
张艺谋坦言，电影只选择了原著的后30页。这一方面当然考虑到电影体量与小说厚度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是对审查禁区的自觉规避。暂不论这样做对于内容丰富性和思想深度的改变，显而易见的是导演并没有处理好一些原著残留下的细节，致使几个关键处显得粗糙不堪。
影片中当焉识希望借助老照片帮婉瑜唤回记忆时，发现家里所有照片上的自己都被女儿剪掉了，于是去找老同学寻找，在同学家中，焉识问了一句“大卫还好吗”，得到的回答是大卫自杀了。这是电影中大卫的唯一一次提及，源起不过因为他是合影中的一员，处理简单，对于没有阅读过原著的观众或许还稍有突兀。这里的中国同学姜大卫其实来源于小说中焉识的美国同学、投身共产革命的大卫·韦，焉识曾经因为他陷入过报纸上的笔仗，自己的侄子也随他而去，还因为保护他丢了工作，甚至成为右派的命运也和他有关。这自然是漫长而敏感的，却也使得知其最后结局变得顺理成章和引人深思。没有这些故事，那一句“还好吗”的存在或许就显得轻泛许多了。
自杀的原因会有许多，当然也可以按照导演留白的说法理解为与政治运动有关，但是另外一处细节就实在有些勉强和矫情了。失忆的婉瑜两次把焉识认作革委会的方师傅，表现出极度恐惧的心理阴影，原因竟然是方师傅用饭勺打过她。这就不免叫人疑惑，婉瑜的反应是否过于激动？小说里，方师傅的原型是主管司法的市委常委，婉瑜为了救被判死刑的焉识不得已上了他的床，这对任何一个女性来讲都是莫大的伤害和耻辱，留下怎样的心理阴影都不为过。当性贿赂被替换成饭勺上的暴力之后，强烈的反应产生了程度上的差距，难免不让观众在看到焉识拿着饭勺去找方师傅报仇时发出笑声（这也与丁嘉丽一贯风格的泼妇式大骂与影片总体情调不协调有关，仿佛在一曲咏叹调的低吟中突然响起一段摇滚乐的前奏）。
电影把重点设置在归来以后，对于归来以前和归来的过程删除几尽。但即使归来以后，电影仍然放弃了小说的故事发展，另起炉灶，却在故事创造上表现出了想象力的缺失与单调。如果看到车站被捕的一幕，还能为焉识和婉瑜彼此间一遍遍急切撕扯的呼唤而眼眶湿润，那么后2/3的冗长部分则只能让同质性桥段的简单重复将泪水一点点收回，甚至在某些镜头、演员和台词处难以抑制地生出自觉羞愧的笑声。这一部分的梗概不难总结，不过是焉识一遍遍地走向婉瑜，其中不惜装扮成各种旁人，而婉瑜只会一次次地重复着“请你出去”，然后在每月五号执着地来到火车站迎接心中的焉识。
小说中归来之后的故事已无太多敏感可言，却更多地传达出了焉识归来后重新融入社会、家庭的困难，家人各自的态度和心理，更让焉识以一种重新恋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