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再买高税的游艇，而是购买名表、钻石。但奢侈品行业却不能在短期内转产，工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更换工作。所以，奢侈税对富人的影响不大，却极大地伤害了相关产业的工人。所以1991年，美国游艇产业遭受重创，许多厂家破产，至少2.5万名工人失业。最后，政府因此花费的失业救济金多过奢侈税带来的增收。于是，3年之后，奢侈税被撤销。
在经济上，供给方和需求方不同的价格弹性决定了两方如何分担税负，在改革上也同样如此：任何改革，不管最初的政策设计有多么好，在具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过程中，最终是按照“权利弹性”来分担：弱势群体更多地承担成本，更少地收获利益，而强势群体更少地承担成本，更多的收获利益。
实际上，在廉洁年金制度，牵涉了两个群体权利的较量，即公众对财政开支，乃至行政系统的监督权与作为具体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公务员群体的话语权的对立。所以，当公众的权利不足以监督财政系统，乃至监督整个行政体系的时候，任何政策都可能出现变异。本来是为了约束公务员群体的政策，很可能在公务员群体的能动应对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变为一轮新的利益来源。在已经不公平的养老金、公费医疗双轨制的基础上，在用财政提供所谓廉洁年金的额外收入。
公众对财政开支，乃至行政系统的监督权，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性的权利。在当下的改革中，当这类基础性的权利没有保障的时候，那些看似很美的操作性、环节性改革，最终都会在权利弹性的原理下流于形式。
不但争议很大的廉洁年金如此，就连呼声很高的所谓官员公布财产也是如此，没有基础性的权利增量改革，公布财产并不能起到民众预想中的作用。试想，即便施行了财产公开制度，刘志军、张曙光公布自己的财产为50万、80万，如果没有新闻权利的保障，又有那个媒体敢去查他们，又有哪个记者敢去详细调查他们名下的资产，即便有记者敢于如此，估计还没得到结论，就早被跨省。
所以，如果没有切实的、渐进式的基础权利增量改革，这种操作性，结构性的改革，一定需要慎重，否则，很可能沦为另一场权力的盛宴。
（原标题：廉洁年金制面临的疑问）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