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引起了舆论关注。这份方案针对时下严重的腐败问题，提出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即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在退休之后就可领取一笔较大数额的“廉洁年金”，从而约束公职人员在职业生涯中的腐败动机。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的热点，这个方案立即引起了关注与争议。
廉洁年金制度并不新鲜。新加坡、香港均实行廉洁年金制度，只要公务员在职期间，做到廉洁勤政，在退休后就可拿到一笔数额不菲的廉洁金，香港约为4、5百万港元。但南橘北枳，在香港、新加坡执行得比较好的年金制度，在大陆落地之后，能开花结果吗？
首当其冲的，是公平性的拷问：廉洁年金是新增的公务员奖金，还是在公务人员整体工资不变情况下，仅在时间上调整发放的方案？
在养老金双规制度下，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与企业员工、社会个体劳动者之间本来就已存在严重不平等。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不交养老金，退休后却能领到工资替代率达80%左右的养老金，而企业员工要交养老金，但领取的退休金的替代率只有45%左右。这已经是严重的不公平，如果仅仅因为公务员做到了廉洁奉公的本分，就能在养老金双轨制的不平等基础上，再在退休之后享受一笔奖金，显然进一步加大了不公平。所以，如果廉洁年金来源于财政新增支出，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如果廉洁年金不是新增的薪酬之外的奖金，只是从公职人员现有薪酬中切出一块，作为保证廉洁奉公的押金，在发放时间上做出调整，在退休后一次性发放给本人，那么其理论上的效果与可执行性，也不能不令人怀疑。
理论上，刨开灰色收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再加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这个差别就更大。上海地区公务员的年均收入也仅6、7万左右，更高级职位，一年能有10万元。假设一个公务员工资为5000元，其廉洁年金的比例为个人工资10%，那么，其每月的廉洁年金500元，一年为6000元，考虑到工资的合理增长，30年后，其退休后可领取的廉政年金约为25万元。这个数额与目前香港、新加坡的做法都有很大差距，即便在当下，对公职人员群体不会有太大的抑制腐败的作用。
（到底应该怎么廉洁？2013年9月27日晚，“清凤颂歌迎国庆”廉政文化广场文艺晚会在苏州市文庙广场举行。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学生在表演踢踏舞《踏着廉洁的脚步》。东方IC供图。）
而且，即使如此，每年需要转移的公务人员工资金额就达到了10%以上，这显然会明显影响公务人员的生活水平，刺激在职期间的寻租动机。
如果参照香港的情况，并按大陆现在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调整，一个较有约束力的、能与贪腐的获益相比较的廉洁年金，50-100万元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数额。但这就意味着每年要转移20%，甚至40%的工资，显然，当能通过转移工资发放建立约束的时候，同时就会失掉可行性。
相对而言，这些简单的计算，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廉洁年金最为致命的障碍在于“权利弹性”下的政策异化。
在现实中，改革涉及的对象，并非静态的，而是基于各种权利的动态结构。各个群体在自身权利与选择范围内，对改革政策的能动应对，会让改革措施产生最初预料之外的结果。
1990年，美国政府签开始对高档汽车、游艇、贵重皮毛、私人飞机征收“奢侈税”，理由是：通过对奢侈品征税，增加的财政收入可帮助穷人。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富人的购买地域购买的产品都是非常有弹性的。他们在国外购买，然后作为二手产品带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