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务专员，到项目助理，再到项目主管，到最后辞职回家，姜轩始终觉得生活不能称之为“稳定”。
“稳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稳定。”在北京，刚工作时，姜轩住着房租600元的学校单身教师宿舍，筒子楼，单间，一人住。四五年之后，屋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但这里的租金却已悄然翻番，达到1200元，而姜轩的收入却远没有随之翻番。他的主要开销是房租、吃饭、社交、旅行。他说自己那时候的工资“不吃不喝一个月可以买一部16G的苹果手机”。
姜轩也考虑过买房，但2008年时，已经“买不起”了，而结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是狭窄的宿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就不稳定了”。
而且，姜轩的户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给他提了个醒。“我的一个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户口一个在河北农村，一个在天津，是集体户口。朋友今年怀孕，需要办理准生证，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证明，所以办不下来。三地‘踢皮球’，就差一个章的事，谁都不给盖。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办下来了，却又面临户口问题。小生命下个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户口怎么办”。
“小朋友降生后的户口很麻烦，不能随母亲在天津落户，因为集体户口不能给子女落户；北京更不可能；他们夫妇又不希望孩子户口落在河北农村。所以要想办法在天津买套能落户的房子。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后孩子长大了，在户口所在地天津还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学？在北京，不知道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在天津，他们都不住在天津。所以，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就会爆发。我作为一个外地户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会有相似的问题，虽然京津两地很近，但问题依然在。”姜轩说，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现在离开北京，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在家里，姜轩不用付房租，不用买菜做饭，收入虽比以前要少一点，但“开源无望，可以节流”。公务员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上升渠道。
刘占杰：在北京太累了
快30岁的刘占杰来北京10年了，他所有积蓄只有几千元。
“我想回家，但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回去？”2003年，初中没有读完，刘占杰就从老家河北来到北京打工。他做过保安、干过物业、也给别人当过司机，现在的他处于无业状态。
他说自己比月光族还“光”。
他在北京的房租已由最初的每月300多元涨到了1200元，加上水电费、网费，每月的支出超过1300元。他从来没敢想过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收入不稳定，他做过的工作大多收入在2000元上下。很多时候，家里的支出还要依靠在北京当导游的女朋友。
开车是刘占杰的特长，但因为没有户口和纳税证明，他始终拿不到牌照。在老家，务农的父母一年的收入不过3000元。在他读初一那年，为了交学费，父亲从亲戚那里借了200元给他。
那是刘占杰第一次自作主张，他把200元带去学校又带了回来。把钱还给父亲，他决定不读书了，去北京打工。来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物业，一个月收入1200元，因为单位包吃包住，他基本把工资全部攒下来了。
没过多久，他去上海投奔朋友，找了一份群众演员的带队工作。他的任务是将群众演员带到拍摄现场。“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八九千元。”当时刘占杰在上海闵行区租了房子，房租只有180元，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五年，攒了七八万元。
后来他又回到北京做起了保安，一个月2000元工资，工作了一年半，他又跑去帮别人开车，月薪3000元左右。随着公司的消失，刘占杰这个司机也失业了。现在的他，只能依靠之前攒下的钱艰难度日。
“在北京，太累了。”刘占杰看了一眼屏幕已经碎了的海尔手机，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