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要冷静多了。以万科为例，我们还是200万，没有说马上要改500万、1000万，没有像第一次捐200万弄得灰头土脸。
第二次要比第一次冷静得多，一些外资企业急于马上表态，那是有，总量来说少。尤其从现金来讲，据我了解还没超过10亿吧。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含蓄地提到有些中国企业的民族主义问题，你们这一代企业家汇聚了几代人的精英，为什么遇到困难时还是会马上想到民族主义？
王石：爱国主义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比较狭隘。没什么不好，但狭隘了就有局限性。中国经济过去一直是封闭的，改革开放，加入WTO，显然仅停留在民族主义上是不够的，必须是国际主义。中国文化有局限性，香港是一个国际港，香港上一代的企业家，上至李嘉诚、邵逸夫，基本上他们的公益慈善是局限在中国人身上。就没有国际主义的成分。你如果以全球为市场，慈善公益也应该是全球性的。
人物周刊：所以说，还是时间问题。
王石：对，要过这一关。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做好产品才是真正的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说你捐多少钱的问题，尤其是经历了三聚氰胺事件。
王石：有联系，但还是不要混为一谈。企业首先要对产品负责，这和社会责任有联系，但还是要分开谈。无论你企业做得怎么样，做公益总是好的。你不能说企业还有伦理道德问题，就没有资格做公益，还是不要问动机。从技术层面来讲，不要去问道德，不要问你的钱怎么来的。能做善事，有怜悯之心，会反过来影响他的一些决策。
第二点谈到企业的产品责任，这是一个行业的选择问题，他这样做迫不得已，因为这个社会就这样，对不对？万科不行贿，这是个选择。你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大家都在行贿，行贿成为潜规则，你不行贿怎么存在下去呢，这可以成为一个理由。但对我来讲，这不能成立，我宁可经营不下去。
三聚氰胺当年是一个科学发明，中科院下面的一个三等奖，成本竞争的压力加上市场的需求，突然这样地旺盛，就像挖个坑就能赚钱。换句话来讲，在企业道德上，最起码乳业并不比房地产业的道德更低。
自由市场经济下企业家如何成熟，你不能对他们太苛刻，应该多看他们的闪光点。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人都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看你往哪方面引导。中国很多时候就用伦理道德来判断，对中国企业家始终是道德批判，工农兵学商，放在最末的位置，骨子里是这样一个东西。
让农民工进城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人物周刊：有政治家提出要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改革的红利，这当然很好，但在中国，会让人担心如何把分享改革红利和培育这个国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对接起来？
王石：这不是一个比较关系，你可以理解富人财富太多了，重新分配，你也可以理解为税收太高。
人物周刊：你觉得改革红利应该怎么分享？现在中国出现新的移民潮，你劝大家别移民。
王石：移民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问题。真正的红利是如何让农民工变成城市人，就以北京为例，如果你现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变成北京城市户口，北京城里人一定反对，小孩上北大清华的可能性要小多了，首先他们就不接受，还谈不到企业家，真正的冲突是在这里。
人物周刊：你是指平权吗？
王石：这和平权没关系，和民权有关系。我们知道美国在60年代黑人的民权运动，就是黑人和白人有同等的权利，同等坐车、上学、去餐馆吃饭，这是最基本的，是你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在中国何尝不是呢？我们不是黑人和白人，我们是农民和城里人。农民进了城，在城里创业，在城里纳税、创造价值，孩子不能享受一样的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