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还会膨胀。”
实际上，“国籍天花板论”在会计师行业正被打破。2012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Richard说，在“四大”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大P们几乎都是外国籍，后来越来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和外籍海归，接下来就是中国台湾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现在中国本土的合伙人已经占据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国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来并不排除中国籍合伙人可能会向那些新兴国家输出。”
当然，像Richard这样打破“国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和行业有关系，因为审计和会计行业本身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不仅在外企，国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大”也开始流行通过低薪休假甚至无薪休假的方式，变相裁员渡过难关。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经历了2009年裁员后，企业一般不会轻易裁员，而采取给员工放假、减薪的方式，等待经济反弹时的订单增加。
45岁开始的退休生活
和还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同事朋友们不同，今年47岁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黄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江湖传说，35岁当了总监，45岁开始退休享清福，呵呵，这根本就是玩笑话，只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Simon说。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现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学，Simon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镀金饭碗被敲破，未必是坏事
敦煌网创始人王树彤针对目前外企的“40、50”现象感触颇深，他认为伴随着外企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白领精英们获得了相对丰厚的回报，但许多人并没有想过镀金饭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现象”。“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出现的外企白领一代的人生转型相当特别，因为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新一代，和以前知识构成相对简单、按照论资排辈被社会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这些40多岁的外企白领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面临大量精力充沛、学习能力更强、起薪低廉而且供应无限的年轻人崛起，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
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兼全球研究中心总监庞锦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企的‘40、50’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中高级管理层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能否适应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的经验和人脉是否对于外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难取代。对于某些专业性较高行业和职位，‘40、50’危机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刘兴阳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从制造产业升级为创造产业的过程，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开始产业和结构转型，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逐渐完善企业制度，因此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级职位的老白领面临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择。我个人建议他们好好想想。之前他们犹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车上一路狂奔，从来没有慢下来停一停。应该调整好心态，放缓步伐，有时候换个环境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