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路。
“我小时候挨父亲的批评，经常都是因为说好了要去做一件事情最后却没做，他发现了就会很生气。”柳青小时候，有一次全家出游，说好9点钟出门，她和母亲有点磨蹭，父亲就着急了，一个劲儿地催促她们。
柳青和老公都是搞投资的，难免在全世界飞来飞去。很多时候，他们的3个年幼的小孩就只能委托双方的父母照顾，事情既多又杂。于是，父亲又把自己在联想的那股子劲头带到了家里。他委托自己的司机“任总”作为大家庭的“后勤CEO”，还专门为后勤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和考评体系。每个季度，家庭成员都会按照KPI给司机和阿姨打分，加权计算出得分，然后任总召集所有后勤人员一起吃饭，根据得分给他们发奖金。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柳青对自己家的阿姨的表现很满意，想直接给她发点奖金。结果父亲却说这么做不行，既然家里已经有了制度，也给了任总授权，发奖金这件事就必须得到任总的批准才行。即使在家里，他仍然是个较真的老头儿。
坚持
2000年夏天，北大毕业的柳青如愿考上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赴美留学的她仍然是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学习异常刻苦。她一直都记得父亲转述的一位足球教练的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2001年，经过12个人的重重面试之后，她得到了去高盛暑期实习的机会。在那里，她的玩命工作得到了同事们的高度认可。
一年之后，即将毕业的她却赶上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就业市场一片惨淡的残酷现实。往年高盛会招二三十名初级分析员，而那一年才招了6个人。为了准备高盛的面试，柳青哪儿都没去，猫在宿舍里埋头补习金融方面的知识，“高盛的面试出了名的难，因为我不是学金融出身，所以要加倍努力才有机会”。
在经过了又一次的18个人的多轮面试之后，她终于拿到了高盛的录取通知书。“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之一。”她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投资银行分析员，并被派到了香港。上班的第一天，她发现在所有初级分析员中，自己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内地的员工，而其他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是“老外”。
分析员的这份工作其实很辛苦，一开始是帮助领导找各种各样的行业数据，查行业年鉴和企业年报，分析各种宏观经济或产业政策，熟练之后就要做财务预测模型。柳青笑谈，这些其实都是“体力活”，加上经济形势不好，本来应该20多人干的活儿却压到了6个人的头上。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招进来的6名同学已经走了一半。
当她找到父亲诉苦的时候，父亲却认真地告诫她：“突然被球砸着了当然会感觉很疼，你是足球运动员主动顶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疼，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的，必定是个乐观主义者，柳青觉得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在联想29年的历史中，父亲经历过无数次的挫折，有几次公司都要办不下去了。但是柳青却从来没有看到父亲把烦恼和沮丧带回家，他总是乐呵呵地跟家人聊天。只是到了后来看到报道之后，她才知道当时父亲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父亲的一番话让柳青咬牙坚持了下去。两年之后，她从投资银行部转到了直接投资部，从事长线的股权投资工作，但职位仍然是最辛苦也最基层的分析员。又过了两年，她被提升为高级经理，然后是执行董事，直至担任该部门的董事总经理。
如今屈指算来，柳青在高盛已经工作了11年的时间。在加入高盛已经好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她跟同事聊天，那位同事问她知不知道联想集团董事长的女儿在哪个部门，她很尴尬地说，那个人就是我。“因为大家在公司里都用英文名，所以那个外国同事也完全没想到”。如同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