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翻译了，但看不到。
她这个人很明白。她说话很明确，很会讲话也很爱讲话，据说在国外演讲了 2000 多次，这不得了啊。我看很多外交官讲话，和她差得太远。她关心生活比较少，衣食住行，除开行，都不大讲究。她 1942 年到英国，我是 1945 年去的，她来接我，帮我安顿下来。在英国人生地不熟，她是最亲的。我当时在飞利浦工厂工作，在伦敦城外，她的医院在一条很繁华的大街附近，每周我进城，我们就去一家广东馆子吃担仔面，聊天。
解放后她第一次回北京是 1956 年。我们在他爸爸家里等她。她是由对外友协的人接来的，在家里见了面。当时内外有别，国外是很吓人的，对外友协说不要待在家里，给她找了旅馆。第二天她又到家里来看了一次。她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对北京很熟悉，也去了她以前常去的地方逛逛。
自从她的印度丈夫陆文星去世后，她还是受到些打击。尽管她从没说过想念他这些话，但电话里说起他的事，我觉得总是不大对。
周光墉（韩素音堂弟，自传中提及的六弟）
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爱祖国。抗战爆发时，她在英国读书，中断了学业回国，应该是坐船奔波了很久，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成都。我还在读中学，第一次见到她，觉得很亲切。虽然以前没有见过，但我对我们的关系是很清楚的，而且当时学生的抗日热情很高，她又是因此回来，所以自然很亲切也很钦佩。
1956 年她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刚好在北京出差，所以也碰到了。当时正在提“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她很感兴趣。后来她回国，每次都来看她的三叔，也就是我父亲。她母亲回国后，她父亲一个人在北京，我父亲和哥哥经常去看望，她对我父亲感激牵挂。我父亲研究家史、族谱，她都做了记录，也就她愿意听。
改革开放后，她多次安排我出国考察，因为我当时在邮电管理局工作，也就是现在的电信公司，她安排我去看国外的大公司，德国西门子、美国 AT&T，还有比利时的公司。她主要是想帮助祖国的建设，因为国外的通信发展快，而我们要搞现代化，但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电信现代化，不知道如何小型化、自动化。我对她很感激。
朱炯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退休教授，韩素音多年好友，2003 年在瑞士访问过她）
3 号中午，对外友协通知我韩素音去世的消息，我觉得很难过。我们见过 5 次面，她大我 16 岁，又是名人，却和我毫无隔阂。如果说刚认识时我还觉得面前有一堵墙的话，后来这堵墙就因她的诚恳而消失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 1993 年 5 月，在奥地利参加欧洲英语国家文学研究会。会议的规格颇高，有 4 个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参加，共 400 人与会。我代表当时的杭州大学参加。按常规，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半小时，但不知为什么大会破例让韩素音讲了 1 个半小时。她的演讲很有魅力，这么长时间，内容很实在，其间掌声不断。当时，在格拉茨的奥地利华人商会听说韩素音来了，请我帮忙联系，想听她谈谈当时中国的情况。韩素音在经过研究会同意后去了，研究会执行主席委托我陪同。韩素音给侨民做了整个下午的演讲。讲完有很多人提问，我记得有人说，周总理在“文革”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直接向毛主席提建议。她的回答我印象深刻，她说：“有时候我们不了解政治家，他们首先要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大家。当时他不得不如此。”她讲的不是一般政治家所讲的，而是人们容易接受和理解的道理。
那次会议上我代表杭州大学邀请她来访问，12 月她就来了。当时省里的领导都接见了她。在杭大做讲座的时候，礼堂里人山人海，另外还做了一个主题为正确理解国家形势的小型座谈。她还在杭大设立了中外文化交流奖励基金，但四校合并后取消了。
我和她聊得最久的一次是在洛桑，回来后我写了《在瑞士访问韩素音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