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协和医学院读 5 年本科。但大学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她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无法正常学习。1935 年，韩素音得到奖学金，不顾父母反对，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布鲁塞尔参加集会和演讲，声援中国抗日。1938 年，韩素音决定回到中国。许多平时叫嚷着爱国的中国学生那时候都摆出观望的姿态，她的所有外国朋友都劝阻她，但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得回去。”于是，在根本不知道进不进得了中国的情况下，她登上了从马赛开往香港的轮船。1948 年底，韩素音在英国皇家自由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已经一年了，尽管有诸多顾虑和困难，她的抉择和 10 年前如出一辙。在自传的最后一卷《无鸟的夏天》末尾，她写道：“我至少要到中国的大门口去观察，去看看，我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最后的归宿
“在香港我可以闻到从大陆来的尘土，感受到从大陆来的气息；要是留在英国，我就会枯萎，成为一具毫无生气的活着的木乃伊。”在自传体小说《瑰宝》自序里，韩素音又一次表明了回到中国的决心。虽然此前她的丈夫唐保黄战死东北战场时，她甚至都没有回国参加葬礼。
在香港，韩素音在玛丽医院戈登·金的妇产科当助理医生，以每月 700 港币的工资养活自己和在重庆时领养的女儿唐蓉梅。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泰晤士报》战地记者伊恩·莫里森，尽管后者已有妻儿，两人仍陷入了热恋。后来伊恩死于朝鲜战争，《瑰宝》便是为他而写。1952 年，韩素音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唐柏，改名伊丽莎白·唐柏，可惜这段婚姻也没能维持下去。直到 1956 年，情路坎坷的她认识了一名来自南印度的军官，才终于找到了一生的归宿。1993 年，韩素音回成都访问时，跟当地媒体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 1960 年，印度与中国为边界发生摩擦，派一位高级军官领兵前往印中边界，可这位军官说：“中国是友好邻邦，不能打中国人。”他的上级对此十分气恼，严厉地对他说：“你若不去就撤了你的职！”他却坦然地回答：“撤职我也不去。”这个故事中的那位高级军官就是她的丈夫，她给他取了中文名字“陆文星”。作家叶永烈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他：“他身材魁梧，西装、领带整整齐齐。他性格温和、淳厚，言语不多，总是微微笑着。”在爱中国这一点上，他和韩素音是知音。
韩素音曾说，他们夫妻感情很好，但在工作上各忙各的。她每年有大半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演说，很多时候是做关于中国的演说。中国解放初期和外界隔绝，她因为身份特殊，认识的朋友又多，在外交上做了很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上世纪 50-70 年代，她与陆文星多次来到中国，为重修中印友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在中国时，她是陆文星的翻译，到了印度则反过来。她还被称为周恩来与戴高乐之间的“特使”，许多国家也把她当作了解中国的渠道。1997 年 7 月，韩素音和陆文星在北京接受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颁发的“对外友好大使”称号。两人晚年定居瑞士洛桑，没有电视、没有汽车、没有保姆，过着安静的生活。韩素音每天花1 小时做家务，陆文星则花两小时。陆文星后来身体不好，韩素音在各地工作时也十分牵挂。2003 年 1 月 6 日，陆文星因病辞世。韩素音的家人和朋友都说，丈夫的离去对她打击不小，如今他们终于能够再相见。
家人和朋友眼中的韩素音
周光地（韩素音堂弟，自传中提及的四弟）
抗战初期，她住在我爸爸家里，我们经常在一起。在成都的时候，我知道她在写一本书，当时不知道就是那本《目的地重庆》。我就问她，你在写什么，她说我在写《三国演义》，我真以为她在写《三国演义》。这本书我到现在也没看过，倒是很想拿来看看她究竟写了些啥。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不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