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家族的老人们来说，这不会远过中国和瑞士的距离。
韩素音原名周光瑚，1917 年生于河南信阳。她的母亲玛格丽特当年为了爱不顾家人反对，与在比利时留学的中国学生周映彤私奔来到中国，然而中国的现状很快将爱情消耗殆尽。韩素音便在母亲连绵不绝的抱怨和邻人的嘲讽讥笑中长大。在三卷版自传的第一卷《伤残的树》（世纪出版集团 2011 年 8 月版，第二、三卷也已于今年 8 月出齐）中她这样写道：“她四周这个庞大而陌生的国家就是这样一片麻木不仁，比陷于敌人重围还要憋人，比真空还要空虚，使得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成了一片沙漠，她在这个沙漠里跟自己作对，囚身在人堆里面，囚身在麻木不仁肮脏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耗子笼里面来回踱步。这只耗子笼是她当初被爱情牵着走进来的，如今这爱情已成了号哭不停的孩子，已成了肚子里的另外一个孽种??”玛格丽特每天都说要离开，但战争将她困在原地。作为混血儿，韩素音年少时不仅被中国人看不起，也被白人看不起，“人们认为，我们这些欧亚混血儿就是和别人上床用的”。然而这些并未使她被怨恨折磨，反而让她萌生了写一本关于父母和中国的书的想法——“我们是时代的产物，受到历史的影响。我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中国在 1900 年发生了一场‘拳匪’之乱，欧洲人是这么叫的，中国人称为义和团起义，由于这一事件，我的中国父亲没有去考科举，做翰林，却娶了我的比利时母亲。找树要寻根。我得回到根上去。”
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寻根的渴望使韩素音与她的三叔周见三走得很近，因为三叔热衷研究家世，还曾为族谱作序。1939 年到四川后，韩素音和三叔聊得很投机，1964 年，三叔将自己收藏的家族书信和照片都给了她，供她写书用。韩素音在好几部书中提到过这位三叔，周光地和周光墉就是三叔的儿子。
据周光墉回忆，解放前韩素音住在他家，他的母亲很照顾她，父亲也喜欢她，家里的事和她聊得最多。周见三那时是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他的房子有三进，在普遍贫穷的环境中算得上奢侈了。周光墉说：“父亲每年都要从重庆回成都三四次，韩素音和他一起回来。我那时候在成都读书，常能见到她。后来日军开始轰炸成都，我的学校搬迁了，见得就少了。”韩素音在自传中也写到当时的情形，她和三叔经常一起散步，边走边聊周家家史以及与土地耕种、收获有关的事情。比如周家曾经营一家名为“广兴行”的烟行，而种植烟草需要大量肥料，所以行里的小贩到街巷里零售烟草时，往往喜欢把摊位摆在公厕对面。凡此种种，她写起来不惜笔墨，可见很感兴趣。在写到战争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时，她也有自己的视角，译者金坚范在后记中也说，他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书中很多中国的事情也是第一次听说。
大约 1941 年，周见三在重庆的房子被日军炸毁，周光墉记得韩素音因此回到成都找他们：“她提着手提箱，手上搭着一件衣服，我好像正在吃饭，抬起头觉得她样子很疲惫。”那段日子，韩素音还在写作她的第一本书《目的地重庆》，她的初衷是使美国公众对战时中国产生同情和钦佩。这本书于 1942 年初在美国出版时，珍珠港事件刚发生不久，因此在大洋彼岸引起了巨大反响。但也正是在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韩素音与其思想保守的第一任丈夫、国民党官员唐保黄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政治立场上，都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
尽管生活并不安定，与当时在重庆工作的唐保黄也时有冲突，但是 1939-1942 年间，韩素音一直待在四川。然而此前，她曾一心想要离开中国，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一生都在“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奔跑。
1933 年 9 月，在协和医学院当了几年秘书之后，韩素音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计划 3 年后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