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推迟了大家回迁的时间，他们成为全村“公敌”。蔡珠祥曾和别人说，张莲好没有再买房，而是租住在滨河新村。这是一个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住宅区，离蔡屋围很近。但是，记者通过物业管理处和社区工作者均未能查到张莲好的租赁信息。有一种可能，张莲好已经更换了住地，在连前夫都不知道的地方；还有一种可能，张莲好用了别人的名字租下了滨河新村的住宅。她就像瓶子中的空气，打开瓶盖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她现在哪里，她生活得怎么样？
2007年年底，蔡珠祥在布吉买了一套三房两厅131平方米的房子，购房和装修总价约200万元。他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房价是9400多元/平方米。目前，他和女朋友同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小，在蔡屋围老村外，他很难找到与自己有着相似背景和共同语言的人。“跟外面的人聊不来”，蔡珠祥的普通话不好，说起来很费力。每天，他6点起床，然后下楼散步，8点买菜回来，顺便带一份报纸，9点吃早餐、看新闻，眯着已经老花的眼睛逐页阅读报纸，午饭后午睡，下午要么看碟要么下楼打会儿麻将。小区里的居民很少注意到这个精瘦、有些驼背的老人，更不知道他就是名噪一时的“天价钉子户”。平日里他很少出门，“我也没有啥可以去的地方，呵呵”，蔡珠祥说，难得去香港找到那些熟悉的小餐厅，吃吃久违的味道，是他一段时间里最幸福的时光。由于女朋友晕车，他们几乎没有旅游的安排。蔡珠祥至今没有买车，他说自己不需要，也没有想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儿子和女儿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最牵挂的人是年幼的小孙子。他时常还会想起做钉子户那段轰轰烈烈成为公众焦点的时候，时常拿出那本记录着各个媒体记者电话的小本来反复摩挲。对未来，他说没有什么想法，平安过一天就是一天。“我怎么可能回蔡屋围呢？我在那里没有房子了，别人也不欢迎我。”说到这儿，蔡珠祥很是无奈。
和蔡珠祥一样选择住在“外面”的人几乎没有，村里人因为物业补偿，回迁还是住在一起，他们普遍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回迁入伙时，有村民得知自己家住20多楼惊呼：“每天爬楼怎么吃得消啊？”当搭乘电梯“回家”后，这个村民感叹道：“坐电梯还是比爬楼梯舒服啊！”拆迁前，有车的村民很少，李先生是村里之前为数不多几个有车一族，车子在村里只能乱停放，车身被刮、玻璃被砸是经常的事情。现在，几乎每家都购买了私家车，车库中几乎看不到20万以下的车型，很多家都有两台以上的汽车。 老村民蔡叔听人说，蔡珠祥曾经在去年通过中介想买蔡屋围的京基金融公寓的房子，搬回来跟原村里人一起住，“但是，怎么可能有人卖房子给他？他当钉子户是出名了，但是当时是得罪了全村的人。”生活环境变化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初一、十五，村民们会在集中地指定空地烧纸拜祭，老人中心几十个麻将桌每天都很热闹。蔡叔乐呵呵地说：“原来是一家一栋，现在是楼上楼下，还是那些人。”一花一世界，一村一天堂。他们有着价值千金的物业，有着每月数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但是他们都感觉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走出大厦后快节奏的城市节奏，是大部分村民所不能适应的，于是虽然旧改已经将蔡屋围村从深圳版图上抹去，但是他们仍旧习惯只和村里人来往，对同族人身份认同而怀念。
现在，蔡珠祥仍旧肯定地表示不后悔当初的选择，“当时有当时的情况，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客死他乡，现在能够在故乡安度晚年，我已经很庆幸、很安心了。”
无论是选择偷渡的冒险，还是建房时户型的选择，又或者是拆迁时选择的赔偿方式，每一次蔡珠祥夫妇都没有“随大流”，都没有安分地等待命运的安排，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但是，命运好像给这对勇于冒险的夫妇开了玩笑，每一次选择他们好像都处于“下风”。
是命运吗？谁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切发端于1972年，那个勇敢的年轻人走出家门，偷渡香港的那一刻。那时候，他还是个强健的年轻人，充满梦想，现在他只是个老人，只想安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