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法》进行拘留、训诫等处罚；情节严重的则可适用《刑法》，其中有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两个罪名可以适用。
他还说，公司可以与违反公司纪律乃至违反法律的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有被误伤的，则因为公司有责任保障员工的人身安全，所以得承担责任。”
虽然富士康吸取了深圳龙华园区此前工人连环跳楼的教训，决定在内迁当中不再新建龙华那样的巨型工厂，单一厂区的规模不过20万人，以避免工厂太大带来的管理问题。但新的问题依然出现。
“对富士康来说，快速内迁还可能产生一个新问题：85后、90后如何管理？”上述富士康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厂区招聘的员工平均年龄都在20岁上下，有的甚至已经成为管理人员。
“他们在业务上非常拔尖，愿意吃苦，但是如何更好地适应角色转变，对这帮小孩子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越来越多的90后成为富士康生产线上的主力，企业需要他们创造效益，而他们其实也需要企业的关心，“对于90后来说，富士康是一份工作，但也许也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去认识社会、接触社会。更重要的是，不能用原来的管理模式去要求他们。但磨合过程中会忽略一些问题。”
记者长期接触的一名富士康深圳New Pad生产线上的工人说，目前龙华园区中90后的管理人员并不在少数，在他看来，这些管理者的管理方式相对简单、直接、不够稳重，想要服众不是易事，做不好还有可能被大家孤立。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决定了富士康需要巨量的简单劳动工人。由于其生产模式是一条完整加工链上简单的重复劳动，很多年纪大的工人无法应付，因此只能招聘年轻工人。同时，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85后、90后工人经过若干年培养被提拔到管理岗位，但他们缺乏管理经验和磨练，管理同龄人还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是富士康面临的管理难题。
“富士康的社会责任一直都被诟病，也多次挑战社会的神经。富士康内迁后，也同样面临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承担是否到位的问题。”黎友焕称，这都是富士康代工模式决定的，无法回避，如果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承担到位，则意味着富士康的生产成本将激增。
陆胤也表示，富士康此次事件背后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而背后暴露的管理问题可能更值得关注，即目前富士康动辄数万人的工厂以及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可能并不太适合现代社会。
“如果是真正军事化的管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陆胤说，现在的年轻人观念已经变了，不太能适应这种管理方式，这就意味着富士康得做出转型，不是重回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而是要使用更加现代、宽松的管理方式。
“这种转型是必需的，但是目前富士康似乎还没有做好从强硬管理到柔性管理的准备。”陆胤认为，这种转型期的冲突恐怕将来还会发生，在其他企业也可能出现，所以，类似的企业都要做好准备。
事实上，富士康保安与员工之间的冲突已非首次。2009年8月，位于亦庄的北京富士康厂区就发生过2名员工与20多名保安冲突的事件。
身为鸿海科技集团总裁的郭台铭，可谓无时无刻不在为集团旗下富士康员工的管理发愁。“每天管理100万员工，头痛得要死。”他此前在台北的一次活动上说。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2011年《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年度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集团在大幅提升普通员工标准薪资的同时，又通过有序减少员工加班时间,让员工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与社会,享受亲情、友情、爱情的快乐。集团每年投入大量资金,提升员工之所需,积极开展各项业余活动以丰富员工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舒缓工作压力……也组织各类员工社团活动，让员工自主参与社团组织。”
富士康全球员工总数达上百万人，没有任何管理书籍能向它传授管理百万人的经验。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