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本报曾独家采访了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的谢亚龙，并以访谈形式发表了谢亚龙的论文。谢亚龙论文中提到“金牌产权”应归运动员所有，并首次提出中超联赛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内的“准公共产品”。这时的谢亚龙还在足球圈外，公众对这位50岁的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印象，也还停留在“一个笑容满面的学者型官员”层面。
7年过去，今天出现在记者视野中的谢亚龙不再是那个“儒雅”的学者型干部。头发花白的谢亚龙今天在法庭上为自己领导中国足球的3年内是否受贿与公诉人抗辩了大约7个小时。自从2010年9月被扫黑打假的中国足球专案组控制，谢亚龙失去“自由”已整整一年半了，这段时间谢亚龙本应在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他与中国足球“互相伤害”的事实，却使得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债”。
沦落在中国足坛
“我对不起大家，我给大家赔不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变化了。”今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栏目播出谢亚龙接受采访的片段，“我有罪，接受改造。”
尽管谢亚龙在今天的庭审中坚称自己从未受贿，但“接受好处”自然有其出处；尽管公诉方提出的172万元受贿金额还有待法庭确认，但这个中国足球曾经的掌门人肯定不是“两袖清风”。
“我能理解谢亚龙的做法。传说中的那些好处费，在这个社会中其实无处不在，我觉得他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坏人，更不是一个特别贪婪的人，错就错在沾了足球的边，而且还陷得比较深。”谢亚龙任职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时其下属员工告诉记者。
谢亚龙在“足球那里”出的差错，回想起来并不复杂：起诉书中提到12项受贿指控均属司空见惯之事，例如山东鲁能俱乐部在夺冠庆功会上送给谢亚龙20万元；北京市足协为求在全运会上受到照顾送给谢亚龙5万元，诸如此类。
“中国足协这么多年的不作为就是因为腐败和懒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体育社会学家金汕说，“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谁都不愿去揭开这个盖子。”
足球圈外并不“外行”
“足球害人。当初他在田管中心的那两年，王丽萍在悉尼奥运会上拿了1块金牌，从成绩方面说他完成了任务。尽管后来他说王丽萍夺冠是‘战术胜利’值得商榷，但这是业务问题。另外，当时就是他要求严查兴奋剂，所以那届奥运会田径队都进了名单的十多个人最后都没让去，主要是‘马家军’的队员，大家都觉得这位领导很严。”一位至今还愿意用“谢头儿”来称呼谢亚龙的田管中心原工作人员说，“他有自己的追求，离开田管中心时，大家对他没什么意见。”
12年前的谢亚龙还在勤勤恳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当时谁也无法预想到这个正局级干部的人生之路会因为中国足球出现偏差。
“谢亚龙是2002年年初从田管中心到科研所来当副所长的，当时他就已经是正局级干部了。”一位曾与谢亚龙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共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我和他接触的半年多里，我感觉他是一个在政治上、事业上相当有追求的人，就算他被法院定罪，至少在那段时间里，谢亚龙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型人才。”
这位与谢亚龙私交甚少的工作人员评价说，谢亚龙对竞技体育发展规律颇有研究，“用‘有过贡献’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不是那种在某个职位上捞一把就走的人，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贪心。其实如果他2005年不去中国足协的话，外界也不会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比如那个‘叉腰肌’。”
“叉腰肌”是球迷因对中国足球恶劣环境不满而戏谑谢亚龙的一个典型事件。
2008年，谢亚龙在女足总结会上提到，女足队员应该注重髂腰肌的锻炼。女足队员普遍缺乏科学的力量训练，更有不少队员为保持“细腰”体形忽略腰部肌肉锻炼。这在业内人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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