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自豪的说，他的“苛刻”的条款，实际上是帮了基金会的大忙，因为基金会可以同样苛刻的要求政府部门来完成，起到头悬利剑的作用。当然，除此之外，曹德旺还有自己的一套监督办法，他通过助手的实地走访，发动媒体调查等手段，挥舞着问责大旗，独立行使着监督权。
执行的压力
从管理费说起，曹德旺被众多媒体冠以“苛刻”的标签，因为它远远低于一般公益机构善款总额10％的惯例。其实，曹德旺从来没有提出3％的概念，3％是倒推出来的结果。不过，曹德旺曾私下里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真的执行不好，我也不会让你们赔30倍，因为你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但600万的管理费肯定是没有了。
这两亿元善款中，根据曹德旺的意愿，其中有970万元用于四川通江县建造的一座便民大桥。剩余的款项，扣除管理费，可以资助92150户农户。92150户，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到具象的人，要经历艰苦的瞄准和定位，这也是善款发放最为浩繁的工作。
那么，两亿元善款，究竟发给谁？
有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鼎力支持，善款发放遵循着从“省-县-乡-村”的行政序列，逐层来缩小受助农户的范围。中国扶贫基金会对项目县的确定原则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省级贫困县；本次旱灾受灾情况严重，受灾损失大；本次旱灾获得各界捐助较少。既考虑受旱灾比较严重，也考虑受资助情况，还要通盘考虑实际情况。例如，在救助县最多的云南，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涉及了四个地州，这四个地州的贫困县便被排除。宝钢集团挂钩帮扶了普洱市的四个县，有1000万元的特别扶困资金，自然也被排除。镇雄县是五矿集团在帮扶，但五矿同时帮扶三个县，帮扶款实际解决不了问题，而镇雄受灾又比较严重，也被列入。
按照相似的原则，17个受助县，再逐级确定受助的乡和村，到了最后一个层级。则由村民委员会和自然村组长根据资助原则，用排除法列出待资助农户名单。通过自然村、村委会、乡镇三级审核，确定最终资助名单，上报县执行办公室最终审核确定。“村干部拿到名额后，组织开会来讨论，首先确定本村内符合资助条件的名单和不符合资助条件的名单，然后是公示，公示之后，名单汇总到乡，再到县。最终确立待资助名单。”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桓靖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受助村里的公示栏里贴着的受助农户名单和标准。公示的效果非常显著，过了一段时间后，某些名字就被用横杠划掉，旁边用小字注明被划掉的原因。
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中国扶贫基金会得到的，是每一个受助县长长的待资助农户名单，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逐个剔除掉不符合标准的，对受助农户的身份进行逐一核实，这主要由基金会主导，基金会和西南的6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招募了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经过几轮培训后，投入到了繁杂的复核工作中。
经过志愿者复核，原本纳进来的，一部分人会被排除掉。同时还要检查，看是不是独立的一户，防止有人为了领到钱临时分户，这需要判断户口的登记和打印时间。另外一项，则是观察农户家的基本情况，房子的情况，装修的情况。
位于行政体系末端的乡村干部，同时也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并不见得所有的村干部都乐于参与和热烈响应。例如，广西隆林县，在乡镇和村级培训时，针对“公职人员家属的”这一排除标准，一些村干部提出，他们的工资也低，跟老百姓差不多，这样的善款为何他们不能享受？
自然也有预想不到的问题，一个受助村注册户才28户，但是人口将近200人，一家有7、8个人。其实很多农户早就分了家，但为了省5块钱工本费，没有办分户手续，这在户口本上没有体现，所以无法按分户资助。操作的手段的局限，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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