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合理的回报率，而不是过高的回报率，因为他们很清楚，高回报对应着高风险，所以，“你要稳健”。
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马维欣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公平地分配资源，包括对董事、大股东、员工、受益人、投资人，摆平方方面面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员工常常质问，在你的心目中，这些不同身份的人，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放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投资人。这是最基本的”。
马维欣认为，基金从业人员的认股权非常关键，如果不给予合理的股权，他们就一定会从其他方面牟利。那么多的上市公司，如果股票的流通性不大，很容易找到基金经理，形成内幕交易，进而损害投资者利益。
马维欣说：“这个行业最困难的是付出与报酬不见得成正比。即使有很好的报酬，但与基金经理经手的金额相比，实在太少了。他们所面临的诱惑远大于任何其他行业，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违背人性的—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我相信人性是善良的，但如果有人愿意付出超额的价格，任何人都会变得不善良。这只是个价格问题。我不相信制度可以约束人性，因为永远都有漏洞可钻，唯一的制度制约就是员工认股，给他们合理的报酬。”
该放手时就放手
尽管马维欣在雷曼事件上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由此也带来了另外的伤害，自那以后，员工习惯了马维欣的成功案例，认为“老板很睿智，按照她的意思做就对了”，懒于思考了。“到现在我都不确定这样做一定是对的，对投资人是做对了，可是对公司治理而言不见得是对的”。
2009年底时，马维欣感觉所有的救市计划都出来了，底部出现了，这个看法与投资长的看法又产生分歧了，当时后者依然看空。挣扎了很久之后，马维欣放手了，因为“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尝试，去经历，至少他因为看空而保守操作，让投资人少赚，但不会赔，我如果再过分干预，就会脱离正常的公司治理，我不应该太过于频繁地去介入”。
所以，雷曼事件之后，马维欣基本不再过问操作事宜，因为她发现，当她干预或参与到基金经理的决策时，他们会习惯性地听命于事，“这不见得是好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学习曲线，自己的经验值。在我而言，所花的心力主要是在大陆寻找合资对象，设立基金公司，这是一个董事长必须要做的事，而不是圈囿于日常的管理，那是总经理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