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会运用各种各样技术上的非常不光明的手段提高控告的难度，或是以你想不到的不道德的方式欺负人。
经历过切肤之痛的马维欣说：“我很希望给大陆的基金公司提供一个借鉴，当你在卖别人的商品时，从一开始就要看清楚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就要谈清楚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否则，投资人最后会找你的麻烦，而事实上你只是代销，你没有真正经手这些钱，但被告的反而是你，你所承担的责任反而是最大的。那些所谓的一流外资机构在真的出了状况时，很会保护自己，律师、会计师、保管银行，每一个机构都是保护它们的，你会发现，基本上你被层层卡住，更不用讲那些可怜的投资人了。”
“在对待任何金融商品上，监管部门、业内人士或纯粹的投资人，都要分清‘实’与‘虚’。所谓‘实’，就是这个产品的背后可能投资土地或上市公司这样的实体，不那么复杂。但当它一旦变成‘虚’的，比如基金中的基金、衍生品，当你无法弄清它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无法清楚地估算出它的最大风险时，能不碰就不碰，因为再大的名气、再大的公司都会倒掉、都会骗人”，马维欣说：“即使能够估算出风险也有可能是错的，何必一定要赌那么大呢？股票市场起起伏伏，随时会有下一个机会，永远都有等得到的价格，只是你有没有这个耐心而已。这是我最中肯的建议。”
“合理的回报”比“更高的回报”值得信赖
雷曼倒闭那年，2008年底，元大投信所有在海外的股票基金都位列世界前五名之内，一夜成名。这一切，皆因马维欣作了一个没人敢作的决定。
“那个决定在当时是很明智的，也是全世界没人敢作的”，马维欣平静地说。那就是在雷曼倒闭次日，她命令元大旗下的所有基金全部做避险，100%避险。这么做甚至动用了台湾监管内容的一个条款。为了维护市场稳定，台湾监管机构要求股票型基金至少有70%的投资在股市。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因为市场如果出现风吹草动，需要子弹的时候，监管者没办法要求私人救市，只能强迫法人买股票。但这一条款下有个特别条款—当系统性风险产生时，法人可以在几个营业日之内不遵照此条款。但那时没人敢动用这个条款，毕竟它的争议很大，如果动用，很可能面临监管当局的诉讼。
“我的直觉告诉我，市场会更糟，但我不确定。开会时，大家都不晓得到底未来的底部在哪里？我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如果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会怎么办？’今天人家把钱放在我这里，托我管理，我应该把客户的钱看得比我自己的钱还重要。所以，我就下令，全部基金100%避险。没有一个基金经理或一个投资长在那种形势下敢作这个决定—因为这不但是在挑战监管部门，也是在挑战公司董事会；因为基金每天都在涨，人家都是九成持股，市场如果一直上涨，就会赔，因为避险的部分要交保证金。”事实证明，马维欣没有看错市场走势，她做对了！
“投资人就是上帝，这个理念讲起来很容易，但能不能真正做到爱上帝像爱你的子女一样？很难”，马维欣认为自己做到了90%，“我不敢说我做到了100%，毕竟我和投资人会有两种看法，我所认为的与投资人所认为的，一定会有差距，可是我尽全力了。投资人把钱交到你手中，这是很不容易的信任，这是很慎重的托付，所以，我们应该很谨慎地对待。”
马维欣在香港的一个好朋友曾讲过一个故事，让她领悟了理性投资人究竟要什么。那个朋友的团队一直帮李嘉诚家族做私人银行业务。有一年，股市大涨，而他们相对的业绩却没有打败指数，但李嘉诚很高兴，年底时，请所有的团队成员去福临门吃鱼翅燕窝。过了一年，香港遭遇金融风暴，股市重挫，他们虽然跑赢了指数，但亏了钱。结果，李嘉诚震怒，把资金整个收走了。马维欣明白了，其实对于趋于理性的投资人而言，他们所期待的是更精致、更细致的服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