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由于厚爱外资，加之避税的便利，台湾的资金大部分流入外资基金，但更关键的是，当时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出于避险的考虑，金额庞大的资金陆续跑出台湾市场。可悲的是，在外资可以进来攻城掠地时，台湾本地基金却不能出去攻城拔寨，因为走出去发展首先要看与当地有没有“邦交”，没有“邦交”就不能被接纳，但台湾没有“邦交”的资格。这就好像捆住自己的双手跟人打架，在这样的环境下，台湾本地基金就面临系统性风险了。
马维欣说：“两岸的监管基本上都是比较严格的，这种严管的架构下，大陆进步的速度远超台湾，因为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大陆把握的‘度’比台湾好。我认为，主管机关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是要保护谁的利益—投资大众的利益、基金公司的利益，还是外资的利益？到底要规范的是什么？是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客观的平台，还是要当公安局长？只有当这些角色定位清楚以后，监管部门才会很清楚地知道市场的开放速度与程度。”
进入任何行业都要被“修理”
1992年，完成留美学业的马维欣返回台湾，在父亲马志玲的刻意安排下，执掌刚刚成立的家族企业元大投信，从此投身基金业。
马维欣入行的时机可谓“喜忧参半”。幸运的是，靠天吃饭的基金业适逢当时的台湾市场处于最佳状态，股市刚刚冲上历史最高点12682点。但相比于天公作美，地利与人和的困扰让马维欣的起步颇为辛苦。
20世纪90年代，元大只是一个专业券商，还未通过收购形成金融控股集团，相对规模有限，且没有特别的政治背景。那时，台湾金融业的金融控股集团或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或扎根本省，靠土地起家；唯元大是个另类—它是唯一一家靠专业券商起家从事投资的公司，而且即使到现在，在台湾所有的金融控股集团里，马家仍是唯一的“外省家族”。
彼时的台湾是计划型经济，受高度管控的金融业需要获得监管部门发放的特许执照才能进入，基金业只有4家公司，成立时间都已超过10年。但之后，台湾当局突然从一个极端跳转到另一个极端，一次性发放了11张执照，同时有11家基金公司成立，而且向外资全面开放，允许其在台湾市场100%持股。这样，行业局面立时由保护主义下的垄断经营折转为“战国时代”。
元大投信成立之初，必须要募集一只规模为40亿新台币的封闭式基金，只有这只基金成立之后，公司才能成立。40亿新台币在当时是个相当大的数目，“等于把市场上所有的资金都扫光”。马维欣记得，元大投信的时任总经理带着她四处奔波，每一家银行至少要拜访6次，从最小的承办员直到总裁，都要拜到，所有关节逐一打通，“非常辛苦”。
马维欣说：“就基金业而言，我没有什么喜欢或不喜欢之分，因为进入任何行业，其实你都要被‘修理’，尤其像金融这样被高度监管的行业，你必须从犯错里面学习教训，必须交学费。如果做一个基金经理，或经营一家基金管理公司，你没有看过一个景气或两个景气的循环，根本称不上‘做’，你没有能力去管理好一只基金或一家基金公司，因为行业变化太大了，太快了，这里面包含了政策的变化、全球市场的波动、公司恶性的倒闭，还有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在台湾，产业轮动很快，去年业绩排位第一的基金很可能今年就是最后一名，因为基金不可能过于迅速地换股，尤其大陆的基金，规模更大，周转率不可能那么快。所以，买基金至少看3年的期限比较合理，甚至是5年，这个时间代表它可能经历过系统性风险而存活下来。事实上，全面认识行业所能发生的状况，只有在经历过两个循环里才可以都看到。如果你有幸在其间逃避掉80%～90%的状况，甚至可以全身而退，我想在这个行业立足就不成问题了。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基金或基金公司，就是在这种循环中被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