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我最近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头一本书是《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另一本书是《私权的呐喊》。最近两年，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一方面，当然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但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 “呐喊”，不管你用了什么字，“呐喊”是在情况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
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要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我始终在思考，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要么你是善于斗争而不敢表态，或者你敢于表态，有时候又失去分寸。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政治体制紧密联系，政治制度不改革，法治、司法改革包括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成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弄不好就容易“踩着线”、跨过禁区。如何能够在中国，把这两个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既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但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法治仍然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以前经常爱说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不用说在前30年，更不要说在“文革”的这1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了《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成都自焚的案件也好，别的案件也好，已经表明了人们私权的觉醒，再加上我们律师在里面的作用，这种平民觉醒的意识那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在20年前，通过《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在当时是很难设想通过一部《行政诉讼法》来保障私人的权利。而今天，不管怎么说，人们通过诉讼也好、其他方式也好，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一点，可以说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了，懂得了自己的权利是不能够受到侵犯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强调保护私权，还是要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私人的正当权利必须要保障，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能滥用权利，我们把握住这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