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尽量不说违心话，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我不说违心话。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出我的观点。你认为我合适，我就来担任工作;你认为不合适，你给我免掉，我还是一个教授。
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培养一种不敢说真话的习惯。中国真正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比较少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某种软弱性吧!可能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总有一些软弱性。这种东西也不能太多地责怪当事人。我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尽量做到了说真话。不去诬陷别人，不去往上爬，不去为了追求官职而昧掉自己的良心，我觉得尽量做到这一点，是我一生很大的愿望。我在当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我也没有去跑官或者跑什么，我觉得知识分子就是凭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这个范围做到问心无愧，学生觉得这个老师还有他的起码的良心，同事对你也还有起码的理解，这就够了。
不媚权，也不讨好舆论
最近我对独立思考这一点感触特别深。在这么一个网络时代，你的任何意见都会在短短时间内传遍世界。而且，你的观点可能会得到舆论的拥护，也可能会遭到强烈的批评。我想作为知识分子，思考、发表意见，固然不能屈从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讨好甚至屈从于舆论。
我所亲历的，除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外，杨佳案亦是如此。
杨佳案发生后不久，2008年10月25日下午，《新京报》与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邀请我在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 《改革三十年法治进程的轨迹和曲线》报告会。
报告结束后，照例是回答听众提问。这时候，一位坐在中后排的听众问我，“前不久发生的北京青年杨佳袭击上海警察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请问江教授对此事怎么看?”我对此也没多想，我认为无论司法过程有多大问题，司法结果本身仍然需要尊重，不能结果有利于当事人就说是司法公平，结果不利于当事人就说司法不公，更何况这是一起杀人案件。所以我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我话音刚落，听众席中传出一个声音，“我坚决反对判处杨佳死刑!”从公民的角度，自然有权利表达对于判决的态度。所以，我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尽管上海市司法系统在杨佳案审判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但我坚持认为，杨佳杀了人，判处死刑不存在问题，我完全同意上海高院的判决结果。”这个问题就此打住，轮到另一位听众提问，他并没有提出问题，而是对我的回答做了评论，“江教授，我非常尊重您在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地位，正因为如此，我才抽出我的宝贵时间来听您的报告。您前面的讲话我都赞同，但是您在杨佳案件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我有点没太听清楚他的评论，因此请他再重复一遍，他说，“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这场报告就这样结束了。
说实在的，就这些事件来说，最终的问题，都是可能不公平的司法判决该不该执行。我理解每一个人对于明显不公的司法判决的愤慨。但是，我也常常说，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只向真理低头”，我从来没有、未来也不会为了讨好某一个群体而说话，我想我所言的言论，都是经过我独立思考后才发出的。
我为什么要呐喊
2010年1月23日，《律师文摘》编辑部将他们的年会和我的八十大寿贺寿文集合在一起开。在这次年会上，我也作了个发言，一方面表达谢意，另一方面也说说我心里的想法。
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法治的形势较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对我有更高的期待，但是，我觉得自己各个方面的不足还很多。严格来说，改革30年我实际上做了一个我分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因为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私权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