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无法解决争议的时候，最后提交给法院，由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决。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人们被政府野蛮拆迁行为的照片激怒了，从而把愤怒行为导向那种断水、断电、断交通的行为，而忽略了“钉子户”是否有充分依据抗拒拆迁。
当然，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中，抽象行政行为不能起诉，而各地政府制定的拆迁补偿标准，正是被视为抽象行政行为而不能起诉，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应当说，我们目前还缺少一个东西，根据法律规定，政府在拆迁的时候，如果财产所有人认为不合理，也只能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起诉，而不能针对抽象行政行为。当政府制定一个有关拆迁补偿标准的规定，被认为不合理，这被认为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公民的拆迁补偿办法，法院对这种起诉一般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也会驳回诉讼请求。因此，法院在拆迁案件的判决中，只是判决是否强制拆迁，并没有解决补偿是否合理，更没有去审查政府制定的补偿规定是否公平合理。所以说，法律确实有不完善的地方，将来只能通过《行政诉讼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完善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围绕拆迁问题，对于到底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商业利益，社会各界争议较大，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所在地亦涉及此问题。
美国就有一个案子，大名鼎鼎的辉瑞制药厂要在一个小镇上建制药厂，遭到该镇居民的反对，引起很大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认为，在这个镇上建设制药厂，虽然属于商业行为，但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20世纪20年代，美国修建帝国大厦时，很多商户要被拆掉。当时，这些商户就提出，修建帝国大厦是商业利益行为，我们私人商户也是商业利益，凭什么我们小商户要给大商户作出牺牲?后来经过讨论，还是倾向性地认为帝国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建筑，代表美国的形象，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这就是说，从美国历史上发生的情况看，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在制定《物权法》的时候，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最初是想采取列举的办法，但后来还是没有列举。因为一旦列举，等于作茧自缚。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不能说只要具有营利性质，就一律认为是商业利益。
《物权法》实施以后，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就都彻底解决了，因为 《物权法》并没有列举哪些是公共利益，哪些是商业利益。当然，这起事件给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我们，《物权法》颁布施行之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需要相关法律予以完善。目前，法院在拆迁案件的判决中，只是判决是否强制拆迁，并没有解决补偿是否合理，更没有去审查政府制定的补偿规定是否公平合理。
总之，我对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的观点，并不像舆论主流一样，一边倒地偏向当事人。这也引来了网上无数的批评，有的说我坐在开发商一边，有的说只有把我下放到农村，才会让我变成人民的法学家。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在这个事件中，受到了“吴敬琏式的攻击”，吴敬琏教授就老被舆论误解为替富人、替权贵说话。对于“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是政府提出的 “拆迁涉及公共利益”的说法不能成立。我想这就有问题了，难道他说不是公共利益就不是了?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决定的，而是由法院决定的。
我想，该保护的也保护了，当事人该申诉的也申诉了，救济手段已经穷尽，那么，对法院已经下达裁定，就要按法院裁定执行，最终还是要有公权力的行使。如果法院已作裁决，就要执行的，要尊重法院，抵制或不服从是不行，除非法院撤销裁决，在世界任何国家，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决都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最高权威，否则就不是法治社会了。
只向真理低头
我自己认为，我从划右派到后来出来工作，后来又被免职，我的一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