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哪种表述都是首先肯定公民的财产权。没有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严格说来算不上一部好的宪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宪法本身必然保护私人财产权。
民法里面，当然也涉及人身权和财产权。实际上，民法从产生之初，就以保护财产权为主，无论罗马法还是 《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都是如此。
那么这么做，有没有保护人身权呢？后来民法学界就有争论，民法到底是保护人身权还是财产权？有的学者说，应该先保护人身权;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该先保护财产权，人身权不是不重要，但在民法里面人身权不是最重要的。
在这种背景下，后来涉及人身权保护，西方国家大都是按照人权法院的体系来解决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人权研究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中国和西方法学理念的差异所在。我们在《民法通则》中，将人身权内容单独成一章，规定隐私权、人身权、名誉权等内容。对于人身权侵权诉讼，也单独在普通的法院里提起诉讼。可是在欧洲国家，这些诉讼都是由人权法院审理的。
因此，无论涉及人的财产权还是人身权的保护，宪法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民法和宪法有很多交融点，而且，这些交融点是不可忽视的。
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就是三大权利：一是政治权利，二是社会权利，三是民事权利。我想对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作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
政治权利指的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这样的一些权利，这部分权利是我们最应加强的，这部分权利我们只在宪法中有规定，而没有单行法的保障。唯一有单行法的，只是一部 《集会游行示威法》。我们没有言论法，没有新闻法，没有出版法，没有结社法，这是很欠缺的。我们的宪法权利没有实际的法律保障。
那么社会权利当然比较多了，比如受教育权也好，劳动权也好，社会保障权也好，甚至包括被告之后的人身权利等。我想这部分权利，整体而言是在逐渐改善之中。
最后当然还有民事权利。这部分权利都是在《民法通则》里规定。正是由于公民的这部分权利在宪法中仍然有很多不足、不完善的地方，所以，现在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比如说违宪问题，违宪以后怎么办?我国的宪法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如果违宪了以后，是不能到法院里提起诉讼的。像前几年山东的齐玉苓案，考试录取后又被别人顶替，那么当事人的受教育权被侵犯了，能不能援引宪法条文用诉讼来保护呢?这是我国宪法中很大的问题。我也常常讲，中国的问题，实质上还是宪法权利保障的问题。
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是对《物权法》的曲解
2007年3月，重庆发生了“最牛钉子户”事件。对于这起拆迁纷争，我与舆论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
我想，当时的社会舆论有一种误区，就是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那是对《物权法》的曲解。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给予合理补偿。具体补偿的标准，地方政府也有相应的规定。但补偿是否合理，也不能完全由个人说了算，不能说只要个人的要求没有达到，补偿就是不合理的。
任何征收行为都是由行政权力来行使的。如果财产所有人认为征收的补偿不公正、不合理，认为行政机关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公正或者程序违法，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起诉后，法院判决认为仍然应当拆迁，那么我认为应当执行法院的判决，至少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其他的办法。
目前，社会舆论有一种误区，就是将私有财产权绝对化，如果大家都认为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能拆我的房子，那是对 《物权法》的曲解。
任何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秩序，需要用一种理性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所谓理性的办法，就是在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