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喜欢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搞了个“50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把我也选上了。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很多媒体搞活动庆祝，比如《南方都市报》搞的“30年，30人”，以及体改委评选的 “三十年风云人物”，还有“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评选出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这些评选结果中都有我。2009年6月，《南方周末》搞了一个“中国梦的践行者”，也给我发了一个奖。
我觉得，这些活动一方面是有媒体在推动，而在这个推动的过程中，被评选出来的人物就打上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而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在当局看来就多少有点说你是反对派的意味了。当然，频频在公共事件中发言，也会招致各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如果稍微有点名气，那么有关部门就要留意你在相关活动里面起什么作用，关心你是不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5年3月8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作报告，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没有专门对法学某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这个人又喜欢发表言论，什么题目都谈一些。”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我现在的思想状态。尤其是最近这十多年，我几乎不担任任何职务了，说话、做事也自由很多，对于我认为具有价值但又明显失之公平的公共事件，我也愿意以法学家的身份发表我的看法，此外，对于人权入宪、司法改革、物权法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也比较喜欢发表意见。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色!
民法与宪法:谁先谁后
大家都知道，我的专业是搞民商法的。但是最近几年，我又跟修宪或宪政问题发生了比较多的联系，甚至让人误以为我跟宪法之间也有关系。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涉及中国的宪政问题，我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么，民法与宪法到底有没有关系？且不说理论层面的争执，其实在立法实践中，尤其是《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反对 《物权法》的北京大学巩献田教授，振振有词地指责《物权法》违宪；那么，我们支持《物权法》的学者，则必须证明《物权法》没有违宪，我们当然要找出理由来。那么为什么说《物权法》不违宪呢？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讲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之间的争论。在《物权法》的讨论过程中，民法学者和宪法学者确实发生了一些争论，产生了某些隔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我看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有些民法学者把这个问题说得太极端，他们认为从法律史的角度看，是先有民法，后有宪法。
先有民法，后有宪法，这个对不对？当然对。民法从古罗马时代就有，那时候罗马法很发达，而且罗马法体系中只简单分为公法和私法，还没有宪法。宪法完全是现代法学概念，修宪的问题、立宪的概念，这都是现代的概念。
但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先有民法，后有宪法，那么，民法是跟宪法当然没关系，所以，民法体系跟宪法体系不应该被同日而语。民法和宪法没关系？民法可以超越宪法？宪法学者听了这种说法，就感觉到有点刺耳了。
争执的实质在于，谈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角度不一样，结论也就大相径庭。在法学的历史发展中，民法是先有的，而宪法是后来的。而且，宪政是有宪政国家的概念时才有的。民法和宪法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谁大于谁、谁高于谁。
所以我后来讲，《物权法》也好，民法典也好，整个都是受宪法来管。如果非要说民法和宪法是平行的，民法与宪法是互相独立的，这种说法肯定不合适。
我曾经对我国的宪政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我对宪政里面保障人的权利的问题，谈过一些自己的看法。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财产权，所以任何国家的宪法里面，不管是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