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和新芬党领袖们建立起信任，把他们“拽到一起”开始谈判。历时多年的谈判中曾出现多次反复，足以让任何一个稍稍缺乏一点自信的人动摇甚至放弃。布莱尔的锲而不舍，加上他强大的沟通能力，是北爱能最终达成和平的关键原因。
但是无论布莱尔多么努力，还是无法说服英国公众信任欧洲，他带领英国走向欧洲的计划还是半途而废了。布莱尔对英国在大西洋两岸间的地位，有着近乎理想化的看法。他认为英国一定要走向欧洲，参与欧洲的核心决策，但同时他想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让英国成为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桥梁。这一理想状态的达成，依赖不少外在因素，首先要有一个理解美国的欧洲和一个尊重欧洲的美国，其次还要英国民众愿意。对于英国人对欧盟的天生敌意，布莱尔无力扭转也无法解释，只能在书中提出一个奇怪的看法：“因为欧盟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不是奠基人，所以总缺乏热情”。与此同时欧盟出台的战略政策，往往倾向与决策权的集中化，坐实了英国人心目中欧盟是个巨无霸的官僚机构这一偏见。面对这一现实，布莱尔只能承认失败，因为他连自己的财政大臣布朗都说服不了。
宗教般的救世情怀――却深陷战争泥潭
以“人道原则”而发动干涉他国的战争，布莱尔认为属于正义之战，这一信仰是基于他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的经验。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布莱尔执着地说服美国和欧洲各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下，通过北约对前南斯拉夫发起地面入侵，终于用武力让米卢蒂诺维奇低头了。第二年在塞拉利昂，布莱尔又是未经任何国际机构授权，就派出英军帮助当地政府部队打败了反叛武装，稳定了政局。在科索沃和塞拉利昂，布莱尔都曾受到过救世主般的欢迎。
这一救世情怀，是否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布莱尔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本书中他几次提到在自己生命中，比政治更重要的就是宗教。他没有提到的是他在2009年底接受电视采访时，谈到宗教信仰在他做出发动战争这样的决定时所起的作用，那就是可以让他放心地去做自己认为道义上是“对”的事，在科索沃、塞拉利昂是如此，在阿富汗、伊拉克亦是如此。
为证明自己积极参与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不是为了无条件“跟着美国走”，他指出早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他就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演说中提出了国际社会出于人道主义干预他国的原则。9/11之后西方盟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正符合他的这一原则，他坚持认为积极参与其中既是英国的国际义务，也有利于英国的安全。
伊拉克战争让布莱尔遭到许多人的痛恨与唾弃，但是大部分人反对者还是接受了他是“出于真心”支持美国的说法。有人会说这比只顾国家利益的机会主义者更危险，但你不得不承认他行为动机上的一致性。
布莱尔在这13年中既拥有令人自豪的成功，也经历了伤痕累累的失败。向不同的人提起他来，往往能激起截然相反的反应。这部自传2010年9月在英国出版时，出现了的反应也是剧烈和矛盾的。在都柏林举行签售时，出现了一边是等签名的长龙，另一边是抗议人群的景象。伦敦市中心的签售会因担心示威冲突不得不取消，留下的签名版则被蜂拥而至的读者一抢而空。曾有人组织幽默型抗议：到书店偷偷地这本书放到他们认为“应该属于的书架”：犯罪、恐怖、小说、幻想、或是讽刺类，不过这些小打小闹的抗议完全阻止不了这本书的畅销。从这部自传中，布莱尔对自己在政治决策背后的心理动机以及对民主运作的反省不管是对是错，至少是诚恳的，作为读者，你可以在看过之后再决定到底应该把他的这段政治旅程归入哪一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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