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ers达成一笔1亿美元的融资，解决了问题。
对米尔纳和DST而言，晚期投资是很自然的选择。“如果投资小公司，必须在当地有人。看上百家公司、分享和分析各种信息与想法，其中可能只有3至5家值得投资。如果做晚期投资，值得投资的公司全球可能只有30家符合我们的条件。它们都是足够大的大型动物，在很远的地方站着也能看到，不像小公司那样必须俯身观察。只要发现这样的公司，我们就立刻飞过去和它们谈。”亚历山大·塔马斯曾表示，DST选择被投企业的标准是，必须在自己的领域中明显将成为领导者，理论上现在就可以上市，并且要具有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性。
“做晚期投资必须快速行动，否则可能就晚了。”米尔纳一再对本刊强调。他在并无把握能见到扎克伯格的情况下仍第一时间飞往硅谷。而在2010年4月领投Groupon时，从米尔纳飞去芝加哥提出投资条款清单到敲定交易，只用了24小时。当时Groupon成立不过17个月。
DST的资金努力进入这些公司后，米尔纳反而放心地游离于控制权之外。他不要董事会席位、不要优先股、不要特别投票权、不要任何能影响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力。当然，扎克伯格、平克斯和安德鲁·梅森随时可以寻求他的意见。这样做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有精细的考虑。
“因为投资范围很专注，有时我们投资的公司彼此会有竞争关系。你不能在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中同时享有董事会席位，这会发生利益冲突。所以我只出任Mail.ru的董事会主席。”米尔纳对《环球企业家》说道。对于纯粹财务投资的DST而言，放弃董事会席位反而更可以放手投资各种有潜力的公司。这也是对公开市场投资的一种模仿。
另一问题是，如果不要求任何控制权，DST如何确保被投公司不会犯错误，甚至搞砸自己的投资？对此，米尔纳的解释是，如果DST像传统VC一样投资小公司，也会要求董事会席位。因为小公司面临的选择很多，如果犯错可能一年后就消失了，投资者必须花费很多精力帮助它们。
但DST所投的Facebook等三家公司在他们进入时就已经很成熟。它们不仅像斗士一样经历了各种艰难的斗争、满身荣耀的伤疤，公司构架和董事会也很健全，基本等同于上市公司。“当和斗士一起工作时，你不需要控制他，因为他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你所能拥有的只是他成功果实的一小部分。我当然在乎DST投出去的这些钱，但不一定要成为董事会成员才能在乎这些。”
全球化学习
在DST出现之前，俄罗斯互联网自成一派，从没有谁在全球IT和互联网业中享有国际性声名。这是一个15人的小团队，其中70%以上的人来自高盛，包括亚历山大·塔马斯、威尔第·伊斯雷利恩（Verdi Israelian）和最近加入DST的合伙人约翰·林德弗斯（John Lindfors）。伊斯雷利恩曾是高盛在莫斯科的私人股权投资（PE）部门主管，他在2009年加入DST成为合伙人，而林德弗斯则在高盛工作了17年，在加入DST前是高盛在欧洲负责投资科技公司部门的主管。这些人通常都与DST有过合作—在Mail.ru上市过程中DST不出意外地选择高盛任承销商—随后加入了这家公司。而米尔纳这样选择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他们优秀”。
DST的投资决定都是全体同意才做出的，但米尔纳显然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学习过理论物理，在科学院做过研究员，据说还是苏联解体后1990年代第一个进入沃顿商学院的俄罗斯学生。毕业后，他在世界银行发展俄罗斯金融业务，然后加入著名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银行Menatep。在Menatep，米尔纳建立起经纪和投资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