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有几十页，一边写一边流泪，内容就是回忆当初我们挣这个钱多不容易。当时我们公司有一个干部，来我们这里之前是工厂的车间主任，当时已经是处级干部了，1939年生的，到我们公司来跑培训。在外面跑时为了省车钱，不坐出租车，就坐公共汽车和自己走路，结果大雨天的时候，一下子就掉到下水井里，差点淹死。事后，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不就为了省那点钱嘛。还有装修机器的时候，因为房间小，不得不把机器在几个屋子里挪来挪去。这时验收就不仅仅是个技术活了，就变成体力劳动了。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叫老蔡，也是一个59年的老同志，80年代初就被评为副研了，当时的副研职称在80年代初还是很难得的。但就是那样的同事也要来回搬机器，晚上我到他家去看他的时候，他的腰一直弯着，腰就没有弹性了，真的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就把这些事一件一件的往上写，真是一边写一边自个儿流眼泪。结果写完后寄过去，结果还真起作用了，对方看了信可能还真受了感动，立刻就来人给我们调查，调查以后确实如此，就把钱就还给我们了。等我回了北京时，我妹妹来接我，说：“哎呀，王国福，回来了”，王国福是当时的英雄人物，为了革命不要家庭的一个英雄人物。
除了以上我讲的这些商业风险以外，对一个公司生存有很大威胁的还有政策风险，刚才我讲了咱们的政策老变。有一次我给朱总理汇报的时候，谈到政策风险，他还专门问了一句什么是政策风险，我就给他举一个例子，87年时，就是那次我们的机器卖的很好的那次，我们公司内部定了承包方式。谁知道大家的积极性一高，给的环境一畅通，结果到年底的时，销售情况好的不得了，承包人的奖金也高的不得了。承包的经理叫金泰贵，奖金到底有多少钱呢？6000多块钱，6000多块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我的工资是100多块钱，其他人的工资是几十块钱，你想拿到6000多块钱还了得。不仅是老金一个人，他下边还有一批人都是这么高。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当时国家定的奖金税是奖金总额不能超过月工资的3倍，比如月工资100块钱，奖金就不能超过300块钱。超过以后怎么办？要交300%的奖金税，当时就定了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后，我们这个班子在开会时大伙就呆了。研究来研究去，有三条路，第一个是坚决照发奖金，坚决照交税，交完税大家关门，这点钱就全都交了税就完了。第二种办法，就是跟这些应该拿奖金的人交代，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想到你们做的这么好，这个钱我们一定给，过两年给，现在不能给这么多，这也是一种办法，说了话不算。第三种就是不太好的做法，拿支票去换现金，不走帐，换了现金以后，然后底下发就完了，这个就违犯了政策。其实，当时中关村大大小小的公司的工资全是这么做，但我们不能这么做，那是为什么呢？那些公司是私营和民营的，做完了以后他自己直接得到利润，而我们几个领导者在这儿当家作主是法人代表，责任出了是我们的，奖金我本人也不多拿一分钱。但这事做完以后，责任可在我身上，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还是选了第三种，拿支票换现金不交税。这个事做完以后当时就过去了，没想到两年以后真的就东窗事发了，换现金的那个单位在别的事情上出事了，查来查去把我们换现金这件事一起查出来了。当时科学院审计的同志就到了我们这儿，对我们一个是提出警告，另外罚了9万多块钱，当时9万多块钱就不成问题了，因为8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底气很足了。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什么呢？就在那年，国家的奖金税改了，改成今天的所得税，奖金税根本不合理，所以这就是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于是你说我们这个做企业的怎么办？你要当时就按这个奖金税交那企业不要办了，你要不按规定做就犯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