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校长负责制，条件是不是成熟。问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当时存在着改革的氛围。现在来看，整体改革的势头正在丧失，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变化，而且是非常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让改革从上到下就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可以嘴上说改革坚定不移，但是没有行动；包括用人制度，要改革就得有改革的人。这是一整套的问题，思想认识上的问题、组织上的问题。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
问：你觉得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
张维迎：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性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要改革就要有底气，这很重要，一个组织里的领导，底气不足的话就很难想要去改变现状，更多想的其实是追求内部的平衡。他不是去追求卓越，更多想的是怎么让大家谁也不要去掀起一些波浪。改革本身就是一种追求卓越。组织里面的两种气氛，一种是你能做好就去做，如果不行就给别人干；另外一种是你不行，但你也不让他去做。任何组织都是如此，如果领导没有自信心的话就很少做事。
社会的领导者非常重要。领导者之所以为领导者，是因为他比别人看得更远。如果你只是盯着脚底下，那肯定是要摔倒的；但是另一方面，你比别人看得远，这需要你更加有勇气，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不确定，而任何不确定本身就与你的行为有关。社会的不确定和自然的不确定不一样，自然界下雨不下雨与你的判断没关系，因为你是被动的；但是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我们自身的行为有关。如果有人跟随你，如果所有人都认为你能成功，你一定能成功。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你成功，所有人都支持你，都会帮助你；如果所有人认为你失败，你就失败，因为所有人都会反对你，你是孤家寡人了。
问：你说的这点仍是精英阶层自身的动力和能力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整个社会的压力机制对改革的影响的？
张维迎：改革本身是需要危机感的。在1980年代我们是有危机感的，出国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原来这么落后。那个时候流行毛泽东多年前讲的话，“落后就要挨打”，很朴素，可见危机感是贯穿到每一个人，包括学生身上的。所以那时改革就是话语权，盛行改革，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当改革取得一些成果之后，这个危机感没了，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发展很快，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生活的人出国以后会发现，他们也就那么回事，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大家没有了危机感，更多的开始追求内部的平衡。大家更关心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利益分配肯定有不均的状况，加上市场本身发展也会造成不平均，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拿多了，自己拿少了。
改革需要有危机。危机一般是由少数人看出来的，但是在中国的1980年代，多数人都看得到危机，所以改革的冲动就特别大。现在呢，是只有极少数能看得见危机，大部分人看不到。很少有人看得到，看到也不说，或者看到了又没有底气来做。
问：你怎么看“民怨”呢？从媒体报道来看，中国底层的民怨是非常大的，这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动力？
张维迎：这个社会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民怨可能会往两个方面走，它可以变成改革的动力，也可以变成改革的阻力，看你怎么引导。另外一点，人满意不满意，与他的期待值有关。人们都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期待，但是如果你人为地再去提高这个期待值，大家就更不满意了。
问：你跟企业家接触也挺多的，如果我们从2003、2004年开始算，这几年来，这个群体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答：这个群体也还是跟几年前有所不同。当然有些企业家还是很有信心，但是好多人我觉得，内心确实存在着不满。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充满着不满。这和之前不同，之前是有不满的人，但也有满意的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