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整个国家的自满的一种不满。他深知在我们面前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深恐我们称之为“改革”的行动就此停滞。“改革是需要有危机感的”，他反复说；而在他看来我们显然已经告别了这种危机感。
大众和舆论的乐观与愤怒都让他感觉到恐慌——乐观是针对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乐观；愤怒则是对种种社会不公的愤怒。从2004年爆发的郎咸平与顾雏军之间关于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起，他开始将对 “乌合之众”的担忧挂在嘴边。他甚至购买了几十本古斯塔夫·勒庞的 《乌合之众》送人阅读。“错误的理念直指目标，它不关心手段。人们愿意接受目标更高、更良善的这些事情，但是如果采用这些理念，实际上可能走向反面。但是大众不会去反思，反而在开始时都为此很高兴。”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只重视结果的公平却漠视价值创造则可能引发灾难，但我们的舆论似乎正在这样鼓吹，他说：“人性本身一直是没有变化的。人性就是要追求快乐。问题是我们现在的舆论，是在引导如何去分配价值分配财富，而不是引导大家如何去创造财富。一个社会，如果你的舆论只是在谈论分配财富，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搞计划经济了。现在，我们的很多理念本身就是在反市场的。”
尽管出身农家（谈话中有一阵子，他有些伤感地回忆起他的家乡，他自己曾经接受过的帮助），但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像所有古代故事和传说中不受欢迎的坏消息使者一样，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且不断发言，哪怕自己在不断被边缘化——尽管他对这种边缘化并不甘心。“什么事情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判断，这就是大众。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这让他在谈论米塞斯的落寞和米塞斯学说的复仇时，有点像在谈论自己。“他相信他的这种逻辑。而事实上确实也是有逻辑存在的。任何人不按照这个逻辑去行事，迟早会面临危机。”
访谈
问：其实一直很想跟你聊聊经济改革的问题，大家努力了三十年时间，但是现在好像又到了一个基本概念都开始混淆的时刻。
张维迎：对，因为人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判断都是从自身的利益的角度去判断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才需要科学，需要超脱一点的人从科学的、逻辑的角度去判断。
问：之前在郎顾之争时，你说过，要重新判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那是你第一次强烈感觉到有对市场的不同的声音吗？
张维迎：我想其实关于我们改革的声音一直都是有争议的，我们也一直都知道有一个保守的意识形态的声音存在。但是原来大家，包括基层的人民和媒体，更多都是站在改革的这一边。那次可能是第一次情况倒过来了，好像媒体的声音更多的是站在另外一边。于是隐隐感觉，好像情况不太一样了。原来我们讲的很多保守的东西，更多是在政治内部，老百姓一般还比较一致，而那次之后大家发现改革的反对者的声音变成来自基层群体的了。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问：之前有征兆吗？比如你作为学者在学院里有感觉到气氛变化的趋势吗？
张维迎：争议是有，原来可能是在学术层面的、学者之间或者政府内部。但郎顾之争让我有时过境迁的感觉。之前，媒体人总是一有机会就开始宣传改革，包括体制内的媒体；普通百姓对改革的呼吁声也不断出现。大家都还相信，发展就是硬道理。但是那一次，突然之间大众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这表明我们改革的势头和改革的动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使我想到，有很多改革，如果不是在一个很好的舆论环境下，你很难去做；名不正则言不顺，即使去做，做的人也没底气。江平先生的口述自传里说，1980年代他做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时，主管政法大学的司法部的领导给他打电话，问他政法大学由党委负责制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