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不经意地谈起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这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学术生涯的晚期，后世追认的大师处在一种看似尴尬的地位。当他在1940年抵达美国时，将近60岁的米塞斯甚至难以在美国找到一份教职，与之相对的是，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三流的马克思主义的门徒，都可以不那么困难地得到美国学术界的接纳。即使是后来他在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下得到了纽约大学的教授职位，他也始终被自己任职的大学看作是一名二流学者。“米塞斯的学说有几十年都处在边缘地位。但是从他开始接受市场和自由的理念以来，他就一直很坚持，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你要知道在他学术生命的后半段，他一直都是很边缘化的。但是他相信他的逻辑。”
说这话时，我们正坐在北四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中闲聊。谈话的间隙，他一口一口饮着加了奶的英国红茶，要不就是抽自己随身带来的硬壳红色中华烟。他可能是中国遭受攻击和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一段时间是因为他信奉的学说；还有一段时间是因为他的职务——我们见面之前，他刚刚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没多久。这个职务没少给他带来麻烦，其中至少有两次，关于他的争吵成为了全国性的舆论事件。一次是在他主持北大教改时，不少人指责他是在用纯粹的经济理性的方式在改造中国的最高学府；另外一次是他和自己的教授之间的争论，两名教授以公开信的方式攻击他“争权夺利、人品低下”。
这一次，他的反对派们终于如愿以偿，他在2010年的12月22日辞去了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离开反而并未能像之前的争议一样激起全国媒体大范围的讨论。大家只是不咸不淡地发表一些议论，有人为他抱不平，也有人善意地说他的离开可以让他更加集中在自己的学术生命上。而一贯心直口快的张维迎自己也开始保持沉默。“现在还不是时候”，他说。不过，他考虑过，要将自己对大学改革的思考与亲身参与写成一本书。
至于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在外界看来大抵是米塞斯和熊彼特的结合。他和米塞斯及其最著名的学生哈耶克一样，坚定地站在自由市场经济这一边，相信看不见的手，对政府之手始终抱着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企业家和创新的推崇则同熊彼特的思想一脉相承，2008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由罗纳德·科斯召集的中国经济转型会议上，张维迎在自己提交的论文的开篇即阐述道：中国过去30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国家和农业部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在他曾经出版过的著作中，他将企业家称为“经济增长的国王”。而且，和米塞斯、熊彼特一样，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在2009年的不少场合，他都将自己的演讲主旨定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其中一次的演讲题目为 “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些曾经让他备受欢迎的言论现在则让他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现在即使不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回潮，那么至少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大规模地回归。
外部的环境迅速变化。“这次危机表明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中国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谁都没有想到，美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更没有想到。但是在危机之前，整体国际环境是在推动我们改革的，而危机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让保守力量上升。”媒体报道，有一次他曾语带讥讽地说，“这好比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突然看见一架飞机失事掉了下来，牛车上的人会惊呼：哎，你们看，还是我们的牛车安全嘛”。这种腔调显然与金融危机之后自信心满满的整个国家格格不入。连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都在给美国前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的电话中说：“亨利，现在我们的老师出问题了。”这个看似最坚挺的国家中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却仍然在对这种“坚挺”冷嘲热讽。不过显然，他的讥讽其实是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