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法制的健全，使得企业的运行要越来越规范，对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格。职业经理人一方面要根据经营自主权努力促使企业赢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遵守这样那样的限制性规定，如何才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规”呢？从儒家中庸思想中汲取智慧，以正当性原则自律，对于更好地体现自己的职业精神是十分有益的。
“发而中节”即为正当
《中庸》要求人们内外合一，遵守中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第1章）中节也就是合乎法度，做到了这一点，其“发”则正当有效，在企业管理中也是一样。在市场竞争、利益纷争中，管理者的行为如果是合乎法度的，真实地代表了企业的意志，那就是正当的，无可非议，应当支持，必须执行，我们可以将此称之为中庸思想的正当性原则。
首先，正当性原则表现为思虑中正。《中庸》强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和“正”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正直、正道之意，正如朱熹所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对“中”的意义的落实离不开正，不偏不倚才为公正，明朝的王守仁在《传习录》中称之为“大中至正”，认为大中至正乃是伟大的最高的中道，可见“正”在中道里的重要性。“喜、怒、哀、乐之未发”中正主要是正己。“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中庸》第14章）企业管理者只要能够端正自己而不苛求别人，那么他的管理行为就可以减少和杜绝怨责。
其次，正当性原则表现为权衡恰当。“道之不行也……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第4章）意思是说，中庸之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是聪明的人自以为是，认识过了头，愚蠢的人智力不及，不能理解它；中庸之道不能弘扬的原因是自以为贤能的人做得太过分，不贤的人根本做不到。在孔子看来，遵守中道的时候“过”与“不及”都是需要克服的问题，必须权衡恰当。无论是过还是不及，智还是愚，是贤还是不肖，都是因为缺乏对“道”恰当权衡。克服了“过”与“不及”的左右偏差，则为“当”。在《中庸》那里，当即恰如其分地做好份内之事，有当位之意。
再次，正当性原则表现为有所作为。将思虑中正与权衡恰当结合起来，便是正当，即“发而皆中节”。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所“发”。与儒家不同，企业管理者对于中道，是不能停留于“未发”的，必须有所“发”，即知行合一，有所作为，《中庸》把这种正当性叫做“强哉矫”：“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中庸》第10章）矫是指坚强的样子。《中庸》一方面称发而中节“谓之和”，另一方面又主张“君子和而不流”，这是与和而不同的精神相一致的。“发而皆中节”之“和”需要一方面排除不和的因素，另一方面需要面对不正不当的质疑，保证自己的行为正当是前提。
在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中，中庸的正当性原则容易被“名正言顺”的旗号所掩盖，所以没有被后来的儒家所强调。而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它就不应该被忽视；企业管理的任务具有赢利性，管理者在逐利的过程中必须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企业管理的行为具有代理性，管理者在两权分离的体制下履行职责，既不能像“狂者”那样“穷庙富方丈”，又不能像狷者那样不作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企业管理具有延迟性，管理过程中的投入产出与获利之间有相当的时空差，管理者是否以尽可能少的付出争取尽可能多的回报，需要有正当性的信念来支撑，并且要有合理的证明，能够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
正当管理重在自律
正当管理含有对质疑者进行抗辩的因素，但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此，而在于通过管理者的自律改善管理。鉴于封建意识残余的影响，被管理者多处于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