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我永远会记得，我妈那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很愤懑、很伤心、很屈辱地说给我讲了其中的缘由：学校给出的明面上理由是，我尚不到上学的年龄，距有法定资格上学的8周岁尚差一个月零三天，而实际上的猫腻却是，我家所在的居委会主任的孙子因为弱智，上学之前面对招生老师的智力测试，不仅显得既木呐又愚蠢，而且在辨认红绿颜色和数1到10的数字时，吃了鸭蛋，得了个零分，而被招生的老师们以智力低下拒绝招收入学。
尽管那时的干部们以权谋私的真的不多，但话又要说回来，无论是谁，那种人皆有之的护犊之情都是难免的。随后，这个居委会主任便通过经常接触的街道领导和派出所领导双双出面，四处游说，玩了个狸猫换太子的游戏：用一个弱智儿居然很轻易地把智力正常的儿童给替换掉了。
对这个意料之外的变故，我那一生都很要强的母亲自然不甘于认命。因为，在我妈心目中，我失去适龄读书的机会，这不仅是一个涉及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而且，它对我妈的自尊心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按我妈当时的说法，如果我人长树大不去读书而继续在家里混日子，那左邻右舍们会怎么对我和我妈在背后指指点点并嚼舌头根子呢？再说，那个时候小孩进小学读书，每学期所交的学杂费只要区区2.5元人民币，加上书本费和其它七七八八的开销，一个学年下来，估计只要20元，就足以把我惯成纨绔子弟。要是不能去正规的小学读书，而是继续送我上私塾，显然是万万不可能的。且不说继续上私塾，一年得要开销60元束脩给先生，对我这个贫穷之家绝对是个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最关键是，我混在私塾里，即使能学到真知识，也永远会是个老童生而不能获得由政府承认的学历，最终，我还得从一年级读起，去追赶那些同龄的儿童们。
于是，我妈在第六小学顽强交涉碰壁之后，便四处拜托友人，于当年的十月国庆节之前，请一位当时在何家洼幼儿园当洗衣工的阿姨出面，通过她在景德镇市第二小学当领导的亲戚，把我弄到了与我家隔了几十条弄堂和两个街区的二小插班读书去了。
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结果，我最初踏上人生轨道的这个完全谈不上祸的小小波折，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后来，我因为要去远在几个街区外的学校上学，清晨得早早地起床出门，傍晚放学后回家又要在路上耗去不少的时间，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我和那些住在一块的儿时小伙伴们日渐疏远。到了上中学时，又和这些儿时玩伴被分在不同的中学里，进而在容易闯祸多事的青春期，几乎完全与他们断绝了往来，就是能与他们偶尔见一面也几乎形同陌路相逢。与此同时，我也相应地変成了团近几条弄堂里，与这些儿时扎堆游玩的伙伴们完全不同的一个鹤立鸡群似的另类少年。按一个儿时的玩伴当年批判我的话来说，我虽然经常“以一副狗不吃屎的样子在左邻右舍们面前招摇过市”，但却每每能获得邻居中的叔伯阿姨们用赞许的眼神高看一格。
再后来，我们都长成了可以成家立业的小大人了。可是，说来令人万分悲伤的是，在1983年展开的“严打”那会儿，我妈在吃过晚饭之后，经常对我念叨：隔壁弄里的谁谁谁又被警察给半夜逮走了；早年那个经常欺负我的谁谁谁也不知犯了啥大罪，居然给判了个死缓，他的老娘那个哭呀，真叫人看了肠子都会断，那两个眼睛，哭得就像两个熟透了的桃子一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着岁月的流失，在时间过去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我常常会无端地陷入难以自拔的迷思，经常会吊诡地难以相信，命运女神居然会对我这个从小以笨拙著称的平凡俗人如此厚爱：我儿时的几个经常在一起游泳、砍柴和捉蟋蟀的玩伴，几乎都在关押重刑犯的江西省第三监狱（也叫景德镇浮南瓷土矿）里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而我却因为长大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