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辗转流浪到景德镇的一对难民夫妇，从一担空谷箩、一只破木箱、几件换洗衣服和5块银元，外带着坐在谷箩一头中嗷嗷待哺的大哥起步，只经历了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努力，就开始人丁兴旺，组建起了一个有吃有喝也有点模样的大家庭。后来，我们6个兄弟姐妹全都读书读到了中学以上毕业，且个个都获得了比较体面的正当职业，就是如今年老退休回家，也能享受毛泽东时代的余荫而有退休金可以惬意地度日。
众所周知，到我出生那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铺开的暴风骤雨般的激烈革命行动，早已经连尾声的稀疏枪声都听不到了。在建立共和国七年后的1956年10月国庆时，中国共产党用“土改”和“镇反”两个革命运动，早已经杀光了所有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随后，又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把城市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给一锅烩了，同时，还把所有吸毒者、好逸恶劳者和那些长的虽然很美但却靠出卖生殖器官的活塞功能谋生的年轻漂亮女人们，全部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据我那从不撒谎的父母不止一次告诉过我，在我长到三岁之前，我一大家人晚上呼呼大睡时，经常被我某位哥姐最后回家而忘记栓门，但却从来就没有被窃贼光顾过。在那个令80岁老人们经常念叨的新时代，确实是距离传说中的大同社会，也就是老马和大毛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确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可以作为大同社会的主要象征，那么，至少我出生的那个时候，其实按照如今坚定的毛派信徒的观点，那就勉强可以算作是他们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了。
而我虽然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但我的运气似乎不错：在1956年那个阳光灿烂的金秋十月，我被我那伟大的父母带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时代。这个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时代在中外历史学家嘴里，被众口一词地叫做“毛泽东时代”。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造化，我想说，我不仅生在了红旗下成长在了毛泽东时代，而且后来又见证了整整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
老实说，人活百年，亦不过是36500天而已，而我只不过是年过半百，就历经了一个伟大民族上演的精彩戏剧的关键几幕，这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人生造化。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假如我最初的人生轨迹不被一个偶然因素强行加以改变，我如今大概不可能用“亦忱”这个网名在虚拟世界涂鸦。每当想到这一点，我都会对自己伟大的文盲老娘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是她将我最初的人生轨道幸运地加以改変。
1964年9月1日，是所有中国的小学新生入学的日子。此时，我差一个月加两天就要满8周岁了，已经非常接近了当时法定8周岁可以去学校读书的年龄。据我大哥告诉我，虽然那时的中国初等教育规定了8岁就可入学的标准，但执行起来并不十分严格。至少在上世纪1960年代，只要年满7周岁，且智力基本正常的城市儿童，都可以在年满7周岁之后不到8周岁之前，提前一些日子跨进学校的大门。只不过与现今的小学招生时几乎无差别地对所有适龄儿童一视同仁地加以录取不同之处在于，那时候小学招生，都要对儿童进行最基本的智力测试，诸如分辨红绿颜色和数数从1数到10之类。
之前，我妈为了管住我这双喜欢乱跑的野脚，防止我被哥姐不注意时在河里戏水贪玩像那些无人看管的小孩一样，溺死在家门前那条清澈的昌江里，而以每月花五块钱的代价，送我去了隔壁弄堂一位姓秦的私塾先生家里读了三个月的书。所以，我到适龄读书的时候，就像现在普遍通行的学龄前儿童上过学前班一样，一跨进校门，犹如参加马拉松长跑的运动员投入比赛时，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了。
然而，我在最初上学时，却出师不利，开步就小跌一跤，竟无端地被家门口附近的景德镇市第六小学拒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