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是感到极度震惊。由此，我们也确实是不得不对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开始刮目相看了。
坦率地说，我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旁观者，是这样看待周其凤的无耻言论的：所谓中国的高校问题，它岂止是一个债务沉重的问题？！它的问题恐怕有一火车。诸如， 中国的大学不出产思想而只出产欲望；不搞世界前沿的学术而只搞有中国特色的权术；不传授那些能让大学生走出校门就找到谋生岗位的技能而只灌输误人子弟的教 条；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而只倡导思想统一；不出产合格的现代公民而只去追求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收益。中国所有大学，有那所敢声称自己的学校里不存在这五大弊 端？正是因为所有中国的大学都存在这些弊病，所以，我才一直认为，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除了作为欧美大学的预科，能为外国的大学输送一些半残废的学生去 国外修复自己的残疾而真正成才之外，是没有任何希望可言的。
再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大学教育早已经并不是实行义务教育了，如今，一个中国的工薪家庭想要供养一个大学生，其苦不堪言，其捉襟见肘，每每令学生家长痛不欲 生。一些无能却由自尊心极强的贫困大学生的父母，在无能供养子女上大学的情境下，用自杀来抗议大学实行高昂收费制度的新闻，不时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扬。这，都是让所谓“教育产业化”给闹出的悲剧。
现在，盛世出奇闻，一个北大花钱花得手酸的校长，居然在一手伸向政府要拨款一手伸向学生家长的口袋的同时，又狮子开大口了。竟然言之凿凿地要我等下辈子才有大学可上的民众，为他们在象牙塔里做的一单又一单亏本的狗屎买卖而掏钱买单了。这种集无知、无耻、无聊、无趣于一身的大学校长，恐怕也只会出产在具有神州 特色的中国大学校园里吧？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离开国家的制度变革来孤立地谈大学的海量债务如何清偿的问 题，乃至系统地谈论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问题，这就犹如对一个脑瘫的患者施行心脏手术一样，我以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我认为，只有当中国的众多大学，其大学毕业的学生离开校门后，四顾茫茫，而不知到去哪里能找到吃饭的地方时，估计中国的大学脓疮也就接近于穿头了。
结语. 我们不会动荡也不会溃败只会走向沉沦的深渊
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清华大学教 授孙立平，前不久撰文说，“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而另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章立凡则撰文说，“公信力的丧失是中国最大的危机”。 虽然这二位富有良知的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观察确实很有深度，其阐述这些问题的话语也的确体现了他们的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但是，我在此不得不很遗憾地谈出我的 观点：孙、章二位观察中国问题的角度却只能看到中国问题的皮毛，而没有看到中国问题的内核。他们那些关于中国摆脱危机的说辞，是不可能说到那些有能力摆脱 中国社会危机的大哥们心坎里去的。他们所撰写的那些浸透着良知、热忱和对整个民族爱意的锦绣文章，基本会像一阵歪风一样，从庙堂中的衮衮诸公耳边刮过，不 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呢？因为我坚信，我们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伟大的和谐社会和伟大的优秀民族，人人思稳，人人腐败，人人厚黑，中国社会虽然会隔三差五闹点瓮 安那样的乱子令人揪心，不时会揪出个陈良宇那样的腐败分子示众让人快意，间或会整出个“三鹿”毒奶事件叫人愤怒，偶尔会惊现山西的奴工丑闻使人伤心，但是，我们960万 平方公里土地上，绝大多数地方，都是一片莺歌燕舞官民和谐的景象。在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力量极度悬殊的现代社会中，说有人绝望得会当众自杀，有人会像杨 佳一样找人同归于尽，或许没错，但要危言耸听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