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以前所有年份的水平。显示未来两年内，新兴市场国家仍将面临较为沉重的短期资本流入压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复苏最快的国家，中国无疑是热钱重中之重的目标。大量热钱涌入中国，不但打乱了人民币升值的有序节奏，对于中国当前节节攀升的CPI指数和资产泡沫而言，也无异于火上浇油。
就国际经验来看，亚洲和拉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90年代的两次“热钱”冲击下，都同时采取了限制热钱流入、鼓励本国资本流出双管齐下的办法，事后，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为应对日益攀升的热钱压力，2011年中国在对短期资本流入从“紧”的同时，笔者以为，对于资本流出不妨适当放“松”。
其次，即便不考虑境外热钱的冲击，在国内高房价和高物价“两高”背景下，也有必要对国内资本流出开闸放行。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需疲软，内需不振，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游离出来转战资产和资本市场，再加上货币超发，国内游资的四处逐利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力量，无论是国内楼市，还是农产品(16.10,-0.17,-1.04%)市场，其所到之处都是“涨”声一片。而开放个人境外投资，正是效法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意。
再次，为民间资本寻找新的出口。传统上，“走出去”参与国际投资的多为国有企业，但其投入与收效往往不成正比，甚至屡屡曝出海外巨额浮亏。原因一是国企从制度根源上难以克服“委托-代理”问题——花国家的钱总是不那么谨慎；二是西方国家习惯于将中国国企的一举一动与中国政府的“战略阴谋”恶意联系起来，对企业的正常并购和投资行为制造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中国民企和个人从事境外投资则不存在这些“先天不足”。
最后，这或许还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长期以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格局，被认为是中国外汇储备扩张的直接因素。这并不符合国际收支的常态。今后，中国在经常账户保持高顺差的同时，也可以适当降低资本账户顺差。
当然，未来中国的民企和个人是否乐意“走出去”，关键还在于政府是否成功挤压国内房地产和农产品等行业的暴利炒作空间。此外，主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也应为企业和个人的境外投资提供政策引导以及充分的汇率避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