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看成一部机器，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是这部机器的内在结构决定着它的产成品的样式。
我得出结论：极权主义作为政治形态获得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财富的野蛮掠夺)支撑以后，国家机器汲取历史经验修复了锈蚀和坏损的部分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固，它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将有增无减，仍旧会成批地生产(或者说制造)出符合国家政治标准的社会产品。
这是一个悲观的结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接触一位年轻作家，这位作家按照现在的说法应当属于“七零后”，当时他把持了一本省级文化娱乐类刊物，好像是主编或者执行主编的身份。有一天我到他那里，看到他正在为刊物挑选封面图片，他选中的是一幅美女图片。在我看来那幅图片很诡异：慵懒冷漠，表情阴郁，并且不知道为什么面部汗涔涔的。
“你看她像不像刚被‘日’过?”
我吃惊地看着这位留着时髦长发的朋友，问：“这就是你选中它的理由吗?”
“就是啊!读者会想象的，想象能创造美。”
我不知道把某个女人想象为被“日”过为什么会是“美”，只嘲笑说：“你那个读者纯粹是病态。”
这幅照片果真被印在刊物上了。
文学之路从来都十分拥挤，我接触的这位年轻作家属于志向高远、自恃在中国无人可以比肩的人，可惜我从来不喜欢他的诗作——中国社会有多少荡人心魄的故事可以诉说，有多少复杂的情感可以抒发，可我们这位年轻作家却把文学理想的实现全部都寄寓在了“爱情”主题上，几乎所有作品都用来描述完全不具备灵魂支撑的相思相恋之类。尤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决心成为著名作家的人，竟然不读书，无论哲学、历史还是社会学、文学书籍，一本也不读。
我曾经问他：“你怎么不看书啊?!”
他回答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值得我读的书。”
我完全傻掉了，呐呐着无言以对。
他充满同情地看着傻瓜似的我，解释说：“我决定亲自写一本值得读的书。”
他后来真的写出来了，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凑足了买书号的费用，然后拿到印刷厂自费印制，“值得读的书”得以问世。拿到这本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文字垃圾的请我“雅正”的书，说实在的，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我始终认为这位朋友至少比我聪明，他有条件成为好作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堕落成为这样一个没有形状的精神流民。我知道，是连续不断的文化政治运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尤其是八十年代末那桩重大政治事件惊骇了他，是弥漫在文坛的腐朽浮躁之气毁坏了他。
社会毁坏一个人其实很简单，稍作暗示即可。
在一般人观念里，作家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著名”，“著名”就是一个好作家，不“著名”就不是一个好作家。而作家又是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注重名声的人，因此，怎样变得“著名”就成为了作家进行事业谋求的关键。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和整个思想界一样都噤若寒蝉，国家为作家之“著名”划出了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权力鼓励你写的东西，远离社会现实，远离人的真实处境，低俗一些也不要紧。如果你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好作家”，权力会保证你的作品在最重要刊物上发表，你的书籍会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你会很风光地出现在文学研讨会上，你甚至会得到各种各样国家级奖项的鼓励，受到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官员的接见，你还很有可能成为作家协会的官员，按照行政级别配备小车和司机，你或许还会获得“大师”的称号，代表中国作家出国与国外作家进行交流……权力就是这样以施行两千多年而不衰的“利出一孔”的机制，一代一代地制造着并非作家的作家。
“并非作家的作家”也并非全部是逃避生活向权力讨巧卖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