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者陈行之认为：韩寒的出现意味着，在羊和狼组成的世界里，终于有了人。如果韩寒出现在五十年代，他将会以 “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身份被国家机器灭失;如果韩寒出现在六十年代，他将会以“反动作家”的身份被送去劳改，或者干脆被国家鼓动起来的造反派打死在单位院子里;如果韩寒出现在七十年代，他将会以“国家的敌人”的身份押赴刑场，被割断喉管然后枪毙;如果韩寒出现在八十年代，他很可能会被杀死在某广场;如果韩寒出现在九十年代，他会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丧失发表作品的权利;如果韩寒出现在本世纪最初几年，他会被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严厉封杀，但现在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这个年轻人很让人头疼，终究还是没有人再敢用中世纪手法把他“解决”了，他将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持续地存在下去，这意味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出现在了中国地平线上。
我曾经认为，一部国家机器可以不断制造出符合其规范的社会产品，这或许是专制主义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这里说的“社会产品”指的是人。
我的这种见解来源于历史与现实。
纳粹在德国掌权以后，德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被煽动和鼓惑成为了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对非日耳曼民族的野蛮歧视，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蹂躏，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屠戮，都是由一些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具体执行的，这些不被人在意的个体——作为个体考察，他们自身似乎并不具备意义——构成了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罪恶。
斯大林主义横虐俄罗斯的时候，这个给人类社会贡献出许许多多伟大文学家、思想家的国度，也突然涌现出了大批告密者，这些告密者心理之阴暗、人格之卑下、人性之扭曲，在其他社会形式中是极为罕见的，无数善良人并不是被国家机器直接送进监狱的，是身边那些口蜜腹剑的朋友把他们送到了通往古拉格的道路上，个体的残暴构成了国家的残暴，凡是被置于极权主义专制机器绞刑架下的人都是某些具体的人的牺牲品，换一句话说，我们从《古拉格群岛》等著作中中读到令人发指的国家罪恶，看起来都是由并非妖魔鬼怪的人制造出来的。
在中国，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较之德国与苏联更为坚固，形形色色的权力罪恶更是由许许多多丧尽天良的人，尤其是在中下层官僚和普通或者不普通的知识分子帮衬下才得以实施的。凡六十年来，中下层官僚对民众肆无忌惮的欺压和掠夺，精神被骟割了的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事件发生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卖淫，给这个伟大民族造成的苦痛无以复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定记得，毛泽东一句“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就使全国数以亿计的青年人热血沸腾起来，这个被称之为“红卫兵”的庞大社会人群在破坏社会自然进程和社会正常结构方面、在屠杀摧残人的肉体和侮辱猥亵人的精神方面，较之古往今来任何邪恶力量都来得血腥和残暴。我读中学的时候，就曾经亲眼看到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把一桶用火碱勾兑成的浆糊兜头扣在一位工友头上，工友的脑袋瞬间就被烧灼得溃烂不堪，肿成了巨大的冬瓜，后来这位工友被这些人面兽心的家伙用棍子捅到开水锅炉底下活生生烫死了。那时候我年幼，尚不知道此类罪恶只是国家罪恶的一种具体方式，我唯一的感慨是：人为什么如此残忍?
后来明白了马克思所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知道如何从社会关系中理解和把握人的状态了，看问题才有了新的角度：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系统中，没有抽象的人，人是社会过程中一个能动的分子，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是国家性质和人性共同决定着社会人群的伦理特征……这就是说，人并非完全成因于人的本性，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产品。如果把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