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已经讲了，届时中国和印度合起来将占一半，美国将占1/4左右。美国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美国的人口出生率是正值，而相比之下，大多数的西欧国家都是人口负增长。单看整体的出生率是有问题的。一个国家的人口要想维持既有规模，其出生率应该是2.1，而现在西欧的整体出生率只有1.2左右。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口平均年龄在上升，因老龄化问题，有更大比例的人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留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将获得更高的收入。这里既有技术的作用，也有人口政策的影响。
观众：相比你的乐观，我倒有些悲观。如果检视一下中国现在创新的减少，公众不满的增加以及政府对此的反应，还有腐败、土地等问题。乐观的背后倒存有令人担心的趋势。
福格尔：关键是中国离站在技术前沿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中国的持续快速增长也没有任何技术性障碍。是有一些悲观的因素，但从我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看，他们是相当务实的。他们的目标是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富强，他们关注的重心是采用更好的方式实现它。他们现在对什么是最好的方式也有争议，而且相当公开。我过去常去中国，一年两到三次。自从我的妻子(2005年)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旅行了。
一次我去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会议很开放，讨论无禁区，不用担心言论被记下，也不用担心批评政府，甚至能质疑财政部的政策有误，并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能接到财政部打来的电话，他们会邀请你更详细地谈谈你研究的问题。政府部门对学术批评是开放的。国务院有其自己的智库，里面很有多不错的经济学家。
2005年，中国政府邀请了半打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听取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当时参会者都是诺奖获得者，只有一个不是，但很快就是了，他们可真会挑人(听众大笑)。在等待与温家宝总理谈话前，我们每人都列了一个问题清单，打算扔给他。他进来后说在回答问题前，他愿意谈谈他对中国经济的认识，以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随着他的谈话结束，我们划去了清单上的所有问题。我们并不是在玩游戏，而是希望中国以更少的代价更快地富裕起来。因此，温对存在的问题非常清醒，他并没有试图粉饰它们。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性格，我不认为温是一个例外。我也遇到其他的高层领导人，那年加莱·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被另一个机构邀请到中国来，他也与我们有同样的印象。有辨别力的经济学家都能认识到中国政府是务实的，它们不希望被下面误导，也不希望人们把嘴缝起来，他们渴望知道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观众：2005年，一些重要问题的出现妨碍了中国的发展，一个是土地问题，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拿地，这导致很多冲突，另一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扩张。
福格尔：国有企业再次扩张？我不了解这个。一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如此巨大的转型，不可能不伴随着失序，也不可能绝对公平。问题是，你若打算在一个方向上提高公平，它是否会失效或者在另一个方向上产生更大的问题。我不认为有一种全体人都赢的增长方式，总有一些赢家，一些输家，关键的问题是输家是否得到了补偿，赢家能否补偿输家。有些可以通过政治的方式解决，有些也可以通过经济的方式，比如一些因免税而快速发展的省份和城市应提供一些补偿。我的整体印象是中国政府很清楚一些省份低收入群体的不满。至少根据既有资料，政府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并试着去缓和。如上所言，2005年至今我没有去过中国，今年10月我会去。或许对于正在发生的这些我会有一个更近景的了解，对这个问题也会有更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