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他们发现，雇佣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他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中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国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打破枷锁的改革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
首先就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口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第二就是给工人以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甚至是罢工权利。当然这样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博弈局面，使得做企业的成本上升，但从另外一方面讲，大家有同样的基本权利，不能为了一方的权利就必须要将另一方的权利通过法制和行政的手段压下去，这样的话就不是做市场经济了。
第三是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第四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特别是征税权，也包括最近讨论较多的房产税，必须有更多实质性的制约。在今天财政不透明、财政预算不透明，财政税收按照30%在增长，征税权几乎没有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不能因为一时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就推出这么一个根本性的税种。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税种往往只增不减，一旦今天因为房地产价格调控的需要推出了一个新的税种，以后很难取消掉。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需要推出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的优先级远远低于私人产权保护的优先级，这是两个不同级别、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五是将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致富空间。最近几年我在建议推进民有化的改革，把中央和省市国资委转变成32个国民产权基金，央企“国民权益基金”股权均分给接近14亿公民，各个省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将各个省剩下的国有资产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将这些基金的股份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的原则均分下去，从根本上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一旦老百姓资产性收入增加了，在劳工议价的过程中工人的谈价地位也会上升。大家为了活下去，接受一个低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了，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宪政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要之路。